提起城市攻坚,人们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武当年的警示,意在告诫大家城市攻坚的难度。城市攻坚,是解放军成熟较晚的一种战术,因为从古至今的城市攻坚战,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它作战样式。这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少重装备的解放军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支在野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劲旅,无数次“望城兴叹”。但一支军队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敢于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创新的能力,在经历“二打榆林”和“四战四平”攻坚失利的阵痛后,解放军知耻而后勇,潜心学习、不断总结,硬是在几年之内练就了攻无不克的“必杀绝技”。




土工作业




在登陆作战出现之前,城市攻坚一直是最残酷的作战样式。防御一方通常都构筑坚固的工事和各类迟滞对手行动的障碍、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完备的火力配系,由于对地形熟悉和准备时间充分,防御一方甚至会反复试验,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武器的射击死角;而进攻一方则不得不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一边扫清障碍,一边进行敌火下运动,步步为营,逐次推进,这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苏军攻克柏林的作战中,有近30万红军战士倒在了胜利前夜。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在缺乏重型武器进行火力压制的情况下,对坚固设防的城市实施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劣胜优的历史,长期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使得这支军队绝不可能在“盲目硬拼”上想办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的火力把地面牢牢控制,那么我就只能避开开阔的地面,另辟蹊径了。




虽然让当时的解放军“动于九天之上”不太符合实际,但让工农子弟兵实现“藏于九地之下”却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解放军攻城作战的第一件法宝。




解放军最初在攻城时实施土工作业,也是无奈之举。1947年11月2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第二次围攻,尽管彭大将军认真汲取了一战榆林的教训,但无奈经过调整的榆林工事更加坚固,西北野战军微弱的压制火力和传统的强攻手段,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战至次日凌晨,各攻城部队都未突破城垣。如何避开敌军火力靠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成为攻城的关键,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冲击进行耗时费力的土工作业,各攻击部队开始向城墙方向挖掘坑道,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于当晚23时发动第二次攻城,在坑道的掩护下,成功靠近城墙实施了爆破,尽管西北野战军最终未能攻破榆林,但总算摆脱了“攻城乏术”的困境。




在西北野战军在榆林城外遇挫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组织石门战役,由于石门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攻击这样的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攻城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突破外市沟防线后,11月9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和4000余民工配合,一夜之间,就挖出了深1.7米、宽1.2米、长4000多米的蛇形交通壕。工兵营甚至用抛砖测距的方法,把交通壕一点点挖到了距内市沟十几米处。以至于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32师某团团长被俘后说,“天亮后,一看到那弯弯曲曲直通市沟的交通壕,我就知道石门已经完了。”战斗中,解放军仅用6分钟就突破内市沟防线,成功打开了解放石门的通路。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锦州战役。经过四平攻坚战的失利后,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作战十分重视,打锦州前,号称“旋风纵队”的东野三纵,仅用4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军事重镇义县,这一成功的攻坚战例,让林彪敏锐看到土工作业的巨大优势,听取完义县作战的报告后,林彪立即口述八条指示下达到攻锦各纵队各师,要求每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挖交通壕,每师开挖5条或3条,每条壕宽、深各1.5米,严令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并报告落实情况。用林彪的话说:通过执行掘壕战法,使部队在思想上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部队肯挖交通壕,不管敌人火力如何猛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因此,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2万多米。步兵的交通壕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交通壕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到距敌百余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难怪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回忆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堡垒阵地。我们曾想实施反击,但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拼命打炮。可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军的土工作业已成为减少伤亡、制敌火力优势的有效手段。此后,解放军在对济南、天津的数次攻坚作战中,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形同虚设。






撕开城防




城市攻坚作战,最关键的是如何撕开城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集中兵力实施攻击的城市,大都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方除了国民党多年经营的碉堡群、雷场和障碍物外,古城墙也成为防御的重要支撑,而且古城墙往往是城高墙厚,一般火力奈何不得。战史资料显示:让彭大将军两次无功而返的榆林,是“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而对临汾记载则是城墙高14米,基部宽30米,顶部宽10米,周长10千米,其余大城市自不必说。尽管解放军一贯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并且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战斗精神,但是主观能动性对武器装备的弥补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市攻坚作战中,还是“技术决定战术”。按照这一思路,在炮兵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连续爆破。而对高大建筑实施爆破绝对是一项技术活,解放军传统步兵的爆破技术是针对碉堡和火力点训练的,因此解放军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首战榆林。11日晚,部队组织对榆林城墙的爆破,但由于爆破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第1、第2纵队的6个爆破口均未炸开,前来增援的独立第2旅也因爆破量不够,没有成功。11月8日,西北野战军二战榆林,新4旅再次因测量不准,坑道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就实施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在同时进行的石门战役中,同样因为我军的定向爆破技术较差,爆炸后产生的近2尺多深的浮土,反而一下子把尖刀连陷在了沟里。




随着城市攻坚作战的日渐频繁,解放军大规模爆破技术趋于成熟,土工作业与连续爆破相结合,使得解放军能够安全地实施大当量的爆破。1948年3月,在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中,解放军的2条110米长的坑道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一条放置6200公斤黑色炸药,另一条放置3000公斤黄色炸药。5月17日19时30分,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高耸的城墙被撕开2处40多米宽的缺口,让临汾自建城以来未被攻破的神话成为历史。




仔细研究战史不难发现,解放军大规模的爆破技术并没有成为日后突破城防的主要战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以土工作业和大规模爆破著称的临汾战役整整用了72天。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大量炮兵加入了战斗序列,突破城防就不再成为制约解放军的“瓶颈”。在利用火炮突破城防的方法上,颇具大兵团作战“天赋”的东北野战军可圈可点。东北野战军与当时其他部队相比,在武器装备上具有相对优势,使得他们敢于集中优势炮兵,实施长时间、大密度的火力准备,尽管其强度与日后的美军相去甚远,但在思路上绝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所谓的“范佛里特弹药量”有一拼。




1948年3月5日,怀着一雪“四平之耻”心愿的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1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攻城部队用160门各种口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一举突破城防,在23小时之内攻占四平。到了这年10月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集中900余门大炮(大口径火炮320余门)猛轰锦州,让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这座4米高、2米宽的城墙顿时灰飞烟灭。攻锦南突击集团7纵、9纵,仅用30分钟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的天津攻坚战中,刘亚楼集中538门大口径火炮,进行了1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攻击发起后1.5小时,预定10个突破口即有8个一举成功,解放军强大的突破能力可见一斑。




在解放军不断扩大炮兵运用的情况下,工兵的连续爆破仍未荒废,这两种方法巧妙配合,使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难怪1948年10月济南攻坚战结束后,美联社惊呼:“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扩大突破


与传统的运动战不同,在城市攻坚作战中,依托火力破坏敌防御工事,在预定地段撕开的缺口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突破,而要真正实现战术突破必须要由兵力来实施,如何利用火力突破效果,迅速实现战术突破并扩大突破,一度成为解放军各野战军反复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作战中,防御工事不会因为一点的突破而崩溃,当城防某处被火力突破后,防御一方的通常做法是迅速组织两侧火力予以封锁,而后运用预备队重新封闭突破口。因此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实现真正的战术突破,必须在把握时机、投入兵力和保持连续突击等3个方面做到恰到好处。




第一,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利用火力突破造成的烟尘、震慑和敌军忙乱等效果迅速突入,一旦等敌军反应过来就已错失良机。西北野战军在二战榆林时,1纵独1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开城墙宽约20米的缺口,但由于没有及时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乘爆破瞬间即发起攻击,等接到突击命令时,敌人已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而在临汾攻坚战中,因为过于强调利用爆破效果,而没有科学计算炸药爆炸可能将土抛射的距离,从而将突击分队配置在了距突破口20-25米的位置,导致2个突击分队被土掩埋,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也失去了最佳冲击时机。在反复总结这些教训后,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陈唐(陈士榘、唐亮)兵团攻克洛阳等的攻坚作战中,解放军已能精准地把握并利用突击时机。




第二,一次尽可能多投入兵力,以保证首次强大的突击力。受长期运动战和游击战影响,解放军在前沿打开突破后习惯于成建制逐次投入后续梯队,这种惯性思维给攻城部队带来过巨大伤亡。第三次四平攻坚中,林彪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击部队继续1个师1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济南战役时,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打开突破口后,也只投入2个连的突击兵力,结果被王耀武迅速组织兵力、火力予以封闭。惨痛的教训后,解放军一改运动战传统,非常强调首次突击力量。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2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地全力拥入,像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地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锦州攻坚战时,南突击集团突破城防后,迅速以第7、第9两个纵队并肩突破城垣,以中央大街为界线,开始巷战;而天津战役中,城西第1主攻方向上,2纵第6师和1纵第1、第2师同样实施并肩突击,突破城防后配属的坦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如此强大的首次突击力,迅速巩固并扩大了突破口,使得守军根本没有动过任何重新封闭突破口的念头,为保证29小时解放天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保持连续突击。强大的首次突击完成后,后续攻击部队如不能及时跟进,会直接影响整个战役进程,因此,解放军在城市攻坚作战中十分注重后续梯队的及时投入。天津战役中,刘亚楼在总攻发起6小时后即投入总预备队;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敌整编96军战场起义的情况下,迅速攻占济南外围。随后利用王耀武认为解放军不休整3-5天不会总攻城垣的错觉,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外围得手后即乘势攻占外城,强攻内城,8昼夜连续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彻底丧失了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和喘息的机会,一口气攻下济南,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集中27万人进行“济南会战”的企图。




巷战争夺




攻城作战中,最惨烈的两个环节是撕开城防和实施巷战。对于解放军来说,如果其它攻坚作战的战术都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那么巷战对于以近战歼敌著称的解放军而言,不过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升华。只要手中武器能发挥作用,这支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如有天助,充分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他们在短暂的适应之后,凭借从红军时期传承的战术素养和技术水平,很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首先是“先吃肉后啃骨头”。针对国民党军对坚固城防的严重依赖心理,一旦突破后,迅速实施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手段,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迅速形成对城内敌人的各个孤立态势。刘亚楼将军在天津作战中专门指出:“天津是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敌以13万兵力防守,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都空;人民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这种城市,是最便于使用分割战术”,即:“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来攻击坚固据点或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至全城扫清”。




第二个特点是“破墙开路”的穿墙战术。由于城市街区两侧布满敌人各种明暗火力点,使得在街道上突击的我军经常受到各类火力的袭击,这正是巷战的恐怖之处。1999年,俄军在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从火车站到政府大楼短短数百米的距离打了近一个月,并丢下100多辆T-80主战坦克的残骸。当年缺乏坦克掩护的解放军,巧妙利用炸药将街道两侧建筑物的内墙炸毁,部队从里面前进,避免了在街道上推进时受到两面火力夹击。这绝对是一种隐蔽的迂回手段。当然,这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城市中遍布相邻的四合院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对于今天往往是独立的高楼,恐怕很困难。这种因地制宜的独特战法,极大降低了解放军巷战的伤亡人数,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敌人分割。这种战术在我军攻克第一座大城市石门就有先例,当解放军某团突进石门后,发现各路口筑有钢骨水泥碉堡,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沟,与街巷口地堡相连,每一条街巷路口楼窗铺门都用麻袋堆起了临时街障壁垒。该团参谋长立即用无线电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正面进攻,避开大路,占领两侧,主力由复兴路南侧的大桥街向东前进,再从大桥街穿墙破壁返到复兴路,从敌人背后打。这样迂回前进,声东击西,很快就打到大桥街东口,清扫了大桥街到车辆厂门口地段,把敌人赶回核心工事。这就是被朱德总司令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的“破墙连院”战法。这种战术,城市越大越有效果,随后的洛阳、开封、锦州、天津等战役中,解放军屡试不爽。




第三个特色战术就是“4组1队”,这是林彪总结的著名的“6大战术原则”之一,主要思想是以连为单位,设“4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合起来为“1队”——突击队。在巷战中,大部队队形无法保持,上级不能统一实施各类支援,每一个战斗连队必须具备相对独立的作战能力,以应付在巷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遵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巷战中甚至将各师的山炮、92步兵炮一律推进到距敌二三百米处,直接瞄准射击,然后配属跟随步兵打巷战,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大炮上刺刀”。这种战术以其独立的攻击能力和灵活的组合形式,迅速在解放军各部队中推广,使得解放军巷战能力如虎添翼。




正是因为解放军出色的巷战能力,才使得天津一役就取得以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13万守军的惊人战绩,显示了解放军攻城拔寨的强大威力,震撼了那些试图据城力守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武力威慑和强大舆论攻势下,北平等城市皆是兵不血刃,而随后的国民党军起义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大大减轻了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攻而拔人之城,战略战术都达到了另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