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著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 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著“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著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 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的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起 “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