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揭密胡适猝死的直接原因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两个上午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采访王志维。王先生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曾跟胡适交往甚多,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次访谈,我当场认真作了笔录。最近因退休清理旧物,无意中找出了这份记录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志维现已作古,但他当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鲜为人知或知之未详之处。

在纽约留下遗嘱



1961年6月10日,是星期六,晚上王志维陪胡适喝酒。胡适忽然说:“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请到我卧室去。卧室里有一个铁柜,柜里放了一个小皮箱,里边有我的遗嘱,我身后的事都有交代。你现在不能去看,也不要轻易告诉别人。”王志维觉得这番话不大吉利,便安慰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也早就立好了遗嘱,但他活到了93岁。我希望先生也跟你的老师一样长寿。”胡适说:“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胡适去世时,来了很多人,“副总统”陈诚也来了。秘书胡颂平根据王志维提供的情况当众打开柜子和箱子,里面确有胡适的一份英文遗嘱。



遗嘱是1957年6月4日立的。当时胡适因胃溃疡动了大手术,恐有不测,故在美国纽约立了这份《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内容有八条,主要是请求火葬,将存放在北京大学的102箱书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将纽约的住所和存放在纽约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给台湾大学,将财产的其他部分遗赠夫人江冬秀。



胡适猝死的导因



1962年2月24日晚6时35分,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晕死在地。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片放在他口中,又喂了白兰地,还让他吸了氧,做了人工呼吸,都没有反应。



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李济在发言中重新提及胡适在1961年11月受到的一次“围剿”。当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的开幕式上讲演25分钟,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讲的其实是他的老话,主旨是批判东方人凭借精神文明夜郎自大的观念。他强调,为了给科学发展铺平道路,必须对西方文明重新做出冷静客观的估量。胡适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9卷2期,引起了港台一些学者的非难和攻击。


李济发言时,重提胡适这段不愉快的往事,胡适的脸色变了。王志维暗示胡适不要动气。胡适摆摆手,不要他管。胡适最后讲话说:“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那是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着讲着,胡适忽然脸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的地面上。



身后事:胡适日记出版风波



胡适日记直到1990年才公开出版,给胡适日记出版制造阻力的是王世杰。王世杰曾主编《现代评论》周刊;1949年去台湾,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总统府秘书长”,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4月至1970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改任“总统府资政”。



王世杰跟胡适的私交本来很深,但胡适去世之后,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1963年,台湾刮台风,山洪冲了胡适在台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卧不安,要求中研院为胡适修坟,不料王世杰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来。胡太太吼道:“王世杰,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给胡先生的信公布出来。”王世杰吓得直哆嗦。原来王世杰给胡适的信上写了很多牢骚话,当时公开出来会给他惹麻烦。后来经过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书长陈雪屏先生出面打圆场,维修了胡先生的坟,这场风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杰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下了指示:没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里的任何一张纸片都不能随便拿出来!



不久,王世杰让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适遗嘱的执行人之一,要从胡适纪念馆取走胡适日记。王世杰说:“胡适日记是公物,是公器。”胡太太闻讯,从她在温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骂王世杰不是东西,一气之下,就把全部胡适日记手稿带走了。她先把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台北空气潮湿,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烂。王志维赶快买了一个保险柜,搬进胡太太家,刚好把日记手稿全部装进去,使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对保存和出版胡适手稿是有功劳的。(来源: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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