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帅连刊]一级上将陈诚(A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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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帅连刊]一级上将陈诚(A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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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1898.1.4—1965.3.5),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47.2),军事统帅。


陈诚系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官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帧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9月6日,总攻开始。陈诚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这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这年秋,蒋介石为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由陈诚主持其事。他以各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先后办了三期,每期学员约千人,训练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轮训军队少校以上,文职县长和中学校长以上人员。在训练中,集中灌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


11月,武昌行营撤销,城防整理委员会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兼任该会主任委员,着手对武汉城防进行整理。他针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关系,敌海军深入长江上游,汉口租界敌之潜伏势力,确定城防方针,即:侧重江防,对敌租界作歼灭之处置。并判断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陆防,使之与江防协力,以确保武汉的安全。根据这;方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北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之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设计一环形要塞,圆周约一百公里,核心半径平均一万五千米。并于本防线前后,选掸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之地点,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成阻止堡或支撑堡,增强要塞抵抗能力的弹性。但是,正在实施细部侦察及阵地编成之际,城防委员会改为城防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随之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1936年2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陕北晋、陕交界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日。阎锡山告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率关麟征、李仙洲等部约十师之众赴晋增援。红军回师陕北后,陈诚又被调回南方。这时,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结束,经历一年的陆军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


这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以抗日为名,联合反蒋。陈诚受任第一路总司令,急调第十八军经江西入粤。他一面进兵高要;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两广事件”解决后,蒋介石在广州设行营,陈诚任副主任,处理善后事宜。“八•一三事件”发生后,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抗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陈诚的部下曾向他建议:全国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员长不俯顺舆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军心士气也难维系。陈诚便去洛阳见蒋介石,陈述这一意见。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难,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先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开赴绥远,并准备续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去协助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进剿李守信的伪军,打击日寇的企图,以搪塞各方的抨击。陈诚奉命赴太原与阎锡山接洽兵站补给和晋军出兵问题。当他返陕向蒋汇报时,“西安事变”发生,也被扣留于西安招待所。他对张学良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并表示要与蒋共生死,对张说:“如果蒋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诚对同僚说:“这次‘西安事变’,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杨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员生命都不能保险。”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看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长、黄季宽、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天翼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参见淞沪会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左路日军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次年1月,在桂南邕宁、邕钦和邕江南岸遭受打击的各路日军,集结约三个师团向昆仑关实施包围。陈诚又奉命由韶关转到迂江。正值主持该方面战事的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三十人,研究却敌与保守昆仑关之军事部署,请陈诚作结论。他看到大多数人均只注意昆仑关正面,而忽略左右两侧,危险性很大,但没有说出来,按多数人的意见遂成定条。2月,当日军迫近昆仑关时,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宾阳、思陇遂被敌近卫第一旅团相继攻占。而昆仑关正面的部队苦战六日之久,给敌重创,被敌广播誉为劲敌。这时,白崇禧又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了他才陈述自己的意见,令速调整部署,并占领左侧要点,以免被敌包围。刚好后续部队赶到,乃以有力一部拒敌前进,主力则从贵宾路方面侧击敌人,连克甘棠、古辣、永淳,威胁敌之后方。敌见态势不利,仓皇窜逃。


在这期间,陈诚还先后参与指挥粤北、宜昌等战役。宜昌失守后,张治中对陈诚说:“你太老实,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去的。”当他向蒋介石自请处分时,蒋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这年7月,统帅部以长江为中心,从第五、第九战区各划一部,建立第六战区。陈诚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恩施,坐镇陪都之门户。


第六战区的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东等地。边区地带山岳连绵,形势绝险,进则可反攻宜昌沙市,光复武汉;守则可以拱卫重庆。因此,蒋介石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陈诚秉蒋之意旨,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义新湖北自期,在军事方面以拱卫首都自负”。


当时,湖北全省七十一个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数十万军队之物资补给困难。为实现军需独立之计,陈诚亲理省政,实行所谓“二五减租”、“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和“计划教育”等。


陈诚上任那年,鄂西屡遭旱灾,民食军粮两感焦急。他细察之后,发现农民耕地,正粮收获都归地主,只有杂粮方归佃农。而稻子枯死愈早,反可提前播种杂粮。因此,农民对于稻子之早旱枯,漠不关心。于是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说:“渠生长农家,深知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最简捷的办法,便是减租。”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农民佃租,定为正产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中先提二成五归佃农,其余七成五由地主、佃农对分”。但是,当时农村中封建的潜在势力很大,推行新法十分吃力。


随后,为解后方物资缺乏之困难,陈诚订颁了所谓“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其要点为“十六个字”,即“增加生产”、“增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他把全省各县分为三级粮食增产区域,分别指定机关负责推动增产运动。将田赋一律改征实物,以稻谷为主体,亦兼收其他杂粮。为减少法币的流动量,藉以稳定物价,以民生日用必需品为限,实行物物交换。另外,由行政和业务部门统筹负责,以生活日用必需品为限,从省级公务人员到民众,按大人小孩定量,实行凭证分配。政府通过这些办法,从物资生产到物资分配都严格管制起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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