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财政管理比唐宋倒退一大步甚至不如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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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尽管明代财政制度表面上与中国历史中以前几个王朝的财政组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从一开始它的运作就与以前不同。 明代第一代皇帝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没有制定改变现状的条例,更不用指望去创造性的解决行政上的难题。他利用其专制的权力去严密的管理他的帝国,以使它保持其简单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是国家压倒一切的利益所在,其他经济活动不被认真对待。从君主制到最低层的百姓,每个人都应厉行节约。对紧缩经济活动的这种执著当然也会影响到上层的行政规定。全国雇用的文官不足8000人。他们都领取微不足道的或名义上官俸。财政结构是单


尽管明代财政制度表面上与中国历史中以前几个王朝的财政组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从一开始它的运作就与以前不同。


明代第一代皇帝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没有制定改变现状的条例,更不用指望去创造性的解决行政上的难题。他利用其专制的权力去严密的管理他的帝国,以使它保持其简单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是国家压倒一切的利益所在,其他经济活动不被认真对待。从君主制到最低层的百姓,每个人都应厉行节约。对紧缩经济活动的这种执著当然也会影响到上层的行政规定。全国雇用的文官不足8000人。他们都领取微不足道的或名义上官俸。财政结构是单一死板的。帝国收入和地方收入不加区分。省级官员和地方官员全都充当皇帝的地区司库。宫廷开支与国家开支不分。


成祖的起居记载已被史官们彻底篡改,他被打扮成一名施仁政的统治者。他的财政记录从未被公布过,但经粗略的估算,他的支出是第一代皇帝平均支出的两倍或三倍。……在成祖的统治下,,秘密警察变得非常活跃,他们总是能随时抓到那些抱怨税负过重的人。南京地区一名向皇帝进谏不要过度收税的知府被皇帝下令逮捕,最后死在北京。户部尚书夏元吉出于财政的原因,试图劝阻皇帝不要继续他的连续征战。夏为此行动而被囚禁了三年,直到1424年永乐帝去世时,他才重获自由。


同时代的作者关于征税过多的指责不应误导我们忽略以下的事实,即明代国家的赋税收入远远低于400年前宋代的税收。但是,折换率的一再调整,附加税的征收,向普通百姓征用劳役的要求,这些都是造成许多财政的不正当措施。这些措施助长了腐化。在明朝的后半期,由于国家收入不足以应付政府运营的开支,除了正常规定的税收外,额外的税赋实际上都得到地方行政官员的默许。管理不当和超额的征收通常把财政负担转到无力抵制和分散的人身上,从而形成了一种非累进的税制,而在同时,征收到的收入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


明代的财政管理方法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中央政府缺乏管理能力,这也使它的财政制度不如元代的制度。


从1433年起的七年中,朝廷没有铸造铜钱。政府时断时续的使用金属通货,直到1448年。因此,民众就使用以前王朝的铸钱,假钱普遍出现。在1503年,朝廷才重新让帝国的铸币厂开工。但铸钱的数量不够。行政官员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铸币厂的财政拨款不足。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都是征用的。质量控制松弛,工艺粗糙。这种情况只能助长假钱的铸造。货币制度的混乱状态限制了商业,引起了粮价的上涨和失业的增加。

16世纪使用白银作为交易的共同手段的缺点是货币的供应很受限制。由于收获后缴税的期限,以银缴税的要求使农作物的价格受到不利的影响。征税和解税进一步从正常的流通中抽取了大量的白银,从而形成了高利率,并造成了小农的苦难。同时,政府完全失去了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必须强调的是,在这种财政安排之下,官署手头上都没有周转资金,也无权调节货币的供应。甚至私营财政体制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


有些历史学家依靠偶尔发现的分散的证据断言在晚明和清代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帝国的“封建”政治结构中脱颖而出。但鉴于明代的财政管理,实际情况似乎是,单靠工商业人士,工商业的资本化决不会前进得如此远。这种发展既缺乏政府的积极支持,政府对它又不是放任不管。晚明因为缺乏健全的货币制度,月息保持在2%-5%的水平上,而且大部分是复利。许多营业税征收站、鱼税征收站和其他官署仍使用成批的骚扰行商的无偿巡丁和文书。坐商受知县之迫,不得不弥补地方税务的亏空。商人经常被迫以使他们破产的价格,把货物卖给政府。工业用矿以安全为理由被封闭。也可以想象,有些人从商业化的农业、手工业和零售业中取得巨额利润。但是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发现应该更明智的将其财产转投到地产,或是敦促其继承人进入仕途,而不是继续扩大其事业。

明政府不但不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而且积极反对介入商业活动。在唐宋两代,奉命从省至京解送税收的官员得到机动金,并有权在沿途买卖,被鼓励和指望为皇帝的内库牟利。明代盛行的反商业的态度导致这种商业活动的死亡。对田赋收入的过分依赖也一反以前几个王朝注重从贸易和商业中获取收入的共同倾向。

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蒙古部落民的边境袭扰、沿海海盗的掠夺、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有时威胁国家的安全,不过从来不是严重的。

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作为一个规律,农民造反者就因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冒险者而失败,因为他们不能取得受教育的精英的支持。

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在16世纪,为数有时不足百人的海盗团伙能毫无阻拦地深入内地数百里进行掠夺。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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