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多尔衮集团主政时期的部分满洲宗室zt

这里要说的宗室主要是指非多尔衮集团的。或敌对、或中立。正是因为多尔衮集团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已经对其他主要宗室成员的自身利益构成了严重损害,因而使之形成了几股强大的制约势力,并且最终勉强限制了多尔衮集团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的进一步膨胀。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正是这些制约力量的存在,使得清朝在Z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得以逐渐步入正轨。


表面上,那些拥有影响力的反多尔衮集团的力量并没有形成一个集团或者融合为一个整体。而类似于豪格那样的政治势力虽然有实力,却并不能代表整个反对力量。不仅如此,像诸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这些较为有实力的宗室在多尔衮集团当政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表现的唯唯诺诺,似乎在政治利益上没有太多的追求。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对多尔衮集团的人是大有人在的。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那些德高望重、资历较深的人物的支持。其中最为强烈的,应该是肃亲王豪格。豪格身为太宗长子,有军功,有能力,又正值壮年,却要向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俯首称臣,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而对造成这一现实的多尔衮,豪格的心中自然充满了极大的仇视。代善做为太祖次子,岁数大,军功高,而且在太宗驾崩后,也曾经被推为皇位继承人,可谓德高望重。豪格自己是正蓝旗旗主,如果能够得到代善的支持,也就等于得到了他所统领的两红旗(其时镶红旗旗主、代善长子岳托已死)的支持。再加上两黄旗中也有不少支持豪格的势力,这样在日后同多尔衮集团的斗争中,无疑将占有很大的优势。







礼亲王代善,纵观其一生,对于清朝可谓鞠躬尽瘁



代善其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稳重,从不肯轻易表露自己的想法。加上早年曾被人揭发与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被父汗训斥的一段惨痛经历(显然是遭人陷害),使得代善变得越发小心翼翼,生怕再次陷入是非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要代善明确表态,甚至是站出来公然支持自己显然很难,或者说是不可能的。这在之前的皇位争夺战中便以充分的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豪格不会不知道。或者说在争取代善支持的同时,他就已经知道了结果。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豪格的做法似乎只能被理解为是为了拖代善下水。既然我找上门来,你就不能不说些什么。只要一开口,想要再独善其身也就很难了。代善久经宦海,对于这些早已看的透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豪格得到的答复必定是模棱两可、难以觅得破绽的。尽管如此,代善应该至少还是明确了一点,就是对于豪格同多尔衮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并不持反对意见。这对于当时的豪格而言,应该说已经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代善一门,一位亲王、两位郡王,自己又是两红旗旗主,可谓位极人臣。加上儿孙满堂、年事已高,所以只要不出现危及清朝国基的情况,实在是没有理由再搅入一场可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的是非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让代善保持中立,不反对自己,应该才是豪格最想得到的结果。







郑亲王济尔哈朗,在“恭顺”之间却深深的影响了政治格局的走向



这个时候,表面上颇为软弱的济尔哈朗似乎站到了豪格一边。济尔哈朗是镶蓝旗旗主,同代善一样,为人颇为沉稳,但是又有不同。更多的时候,他似乎给人们一种软弱听话的感觉。当年阿敏获罪,皇太极之所以把空出的镶蓝旗交给他来统辖,显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皇太极死后,面对势力强大的多尔衮集团和咄咄逼人的豪格,济尔哈朗似乎同代善一样采取了中立态度。但是就在双方为皇位你争我夺之时,他却适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同样是皇子但却不是豪格的福临继承大统。从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济尔哈朗对于皇太极是非常忠心的。那么在内心深处,他应该或多或少倾向于豪格。但是济尔哈朗对于豪格登上帝位并无多少信心,为防自己日后遭到政治清算,同时也为了能够使帝系继续保持在皇太极一脉手中,故而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其实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背后更多的是在针对多尔衮集团。皇帝年幼,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缺点。Z国历史上那些皇帝年幼、权臣天下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小皇帝终究有一天要长大,要掌权。等到他真正掌权的那一天到来时,大权也就等于回到了反多尔衮集团的势力手中。想必这才是方案背后最隐晦,也是最高明的地方。


但是幼弱的福临登基,势大熏天的多尔衮集团必定会操控实权,甚至有可能取而代之。可是非如此多尔衮等人又绝不会善罢干休。显然对于反多尔衮集团一方而言,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是最为危险和艰难的。而从多尔衮一方的角度看来,由于反对派势力并未逊色自己多少,若强行登基就有可能招致八旗分裂,并最终危及清朝国基。面对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多尔衮显然很难抉择。而济尔哈朗也恰恰是看中了这一点,这也充分反映了他的心机和睿智。


按理说,在多尔衮一派掌权的这段时间内,济尔哈朗应该充分做好一个中间人和制约方的角色,静静等待着大清帝国慢慢步向他精心设计的目标。但是济尔哈朗却或明或暗的表明了立场,从而授人以柄,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最为奇特的是,豪格也因此迅速走向覆灭。这其中的玄机,很是耐人寻味。


贝子吞齐等人,在顺治五年(1648)三月,也就是豪格班师回京后一个月,告发济尔哈朗,其中有两条罪名事关豪格:一是当太宗驾崩时,“谋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二是袒护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并让豪格的福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由此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俸五千两。事情仅仅过去两天,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面对势大熏天的多尔衮集团,众大臣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和欲提拔罪人兄弟等轻微罪名,定其死罪。多尔衮表示不忍,诸王大臣于是反复上奏,终以免死,囚禁,削爵,没收所属人员处理了事。


豪格身陷狱中,不久暴亡,时年40岁。本来被举报的主要对象济尔哈朗处分颇轻,反而是被牵连进来的豪格身陷囫囵。这显然是多尔衮集团精心策划下的结果。那么济尔哈朗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前面已经说过,济尔哈朗对于皇太极,显然是忠心耿耿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应该尽量避免与豪格接触,从而给人以口实,使多尔衮集团借机发难,甚至间接影响到福临的帝位。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却不彻底。这样做的结果或许会让多尔衮集团意识到,豪格与镶蓝旗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面对这样的切实威胁,必然要加速对于豪格一派的处置。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豪格做为政治势力长期存在,那么在长期斗争中,双方的损失会越来越大,必然会威胁到福临的帝位和整个清朝的国基。相对于多尔衮而言,豪格显然不占优势,所以济尔哈朗选择以牺牲相对处于弱势的豪格为代价来换取福临帝位和政局的相对平稳。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的谈论济尔哈朗在平衡双方势力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想表达我这样一个观点:即纵观整个反对多尔衮集团的各方和他们在与多尔衮集团的斗争过程当中极大的影响了政局走势的恰恰是这位看似“恭顺”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虽然还不能据此将其做为反对各方的核心来看待,但是他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能够不温不火的做到这一点,的确需要十足的勇气和无比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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