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找筷子麻烦 日本人枪杀800中国俘虏

有一个让他震撼的细节是日本人给我们俘虏发饭,当时南京有800名警察,全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弄了些糙米饭,准备给他们吃,但没有筷子,日本人嫌麻烦,说:中国人你还给他们吃饭,还找筷子,到哪儿去找筷子,太累了吧,把他们杀了吧。就这么一句话就杀了。

南京屠城的中国讲述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美国人的纪录片《南京》首映时说:“我们从80年代才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处在搜集资料的阶段。这是一个整体的落后,最初的研究完全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当年《屠城血证》就是一个反驳性的作品。90年代吴子牛的电影有所突破,反映了人性的一面,但还是受到时代局限。”

《南京!南京!》立项的命运多舛使陆川不愿接受采访:“制片人刚骂过我,我对那段历史小小研究了一下,有好多话想说,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据说与陆川同时筹备的还有另外4部影片:香港导演严浩的《南京圣诞:1937》,香港导演唐季礼的《日记》,江苏文化产业集团和外资合作的《南京浩劫》,华谊兄弟公司计划邀请德国导演开拍的《约翰·拉贝》。据《南京浩劫》的艺术指导罗冠群透露,该片的工作已经暂停。

从反驳右翼的屠杀谎言到人性的初级探索,国人试图渐渐拨开那段历史的迷雾。为什么中国人的讲述不足以取信?而美籍的张纯如与西方导演的视角就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陆川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绝对存在,其残忍程度骇人听闻,他所要做的是举出让人信服的例证,以一个冷静的审视者角度,而不是激愤的、悲痛的、喋喋不休的亲历者。这也正是他不敢妄言的原因。

过去20年的国产影片,《屠城血证》的导演罗冠群、《南京大屠杀》的导演吴子牛、《栖霞寺1937》的编剧传真法师,他们每一人在提起对“南京大屠杀”初始记忆时,都提到了“羞耻”二字。和普通人的经验不同,他们还没从教科书中认识这个历史词条,就因种种因缘际会,扑面撞上血淋淋的事实。

与我们想象中更不同的是,每部反映那场杀戮的电影,起初都不是以主旋律立项,经历了重重磨难,只是在摄制中或拍摄后,得以盖上“主旋律”的红章上市,却都在相似的尴尬中雷声大过雨点。

1988:血证

记者◎孟静

1946年的那次国际法庭审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没有再提起南京的屠杀,刚度过70岁生日的南京人罗冠群,和其他南京移民一样,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随后有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罗冠群看到了展览,“特别难过,我在南京生活几十年,居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羞愧!”

他曾经拍过一部与日军侵华有关的影片名为《水鸟行动》,与该片编剧再次合作,一起寻找屠城故事。这次行动是自发的,有关方面告诉他:由于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你要做好片子暂时不能放映的准备。

展览中给他最大冲击的是其中一组16张照片,由1946年审判战犯时南京市参议院提供,参与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中将谷寿夫本不认罪,靠着这组证据他才不得不低头,得以处决。罗冠群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找到了照片原件——白报纸手工装订的相册,封面是一把刀,插进一颗流血的心。这组照片由一个落款吴旋的人寄给参议院,罗冠群和编剧按照信上的地址寻找吴旋。40年过去了,原址早就拆迁,经过派出所排查,找到吴旋的搬迁住址,结果又拆了。折腾好几次后,终于找到了吴旋。原来1940年时,他参加了一个集训班,偶然得知同学罗瑾手里有一套日军屠城照片。罗瑾本是照相馆学徒,某天日本兵到照相馆冲洗了两卷樱花牌胶卷,他发现其中有触目惊心的镜头,偷偷多印了一套。在集训班学习时,他将它藏在厕所墙洞。吴旋没有通知罗瑾,就把相册转移到一所寺庙的佛座底下。当时还是日据时代,惊恐万分的罗瑾逃到上海,又辗转到福建深山。直到80年代他回南京给母亲扫墓,在大屠杀纪念馆里看到了使自己逃亡40年的证物。

这个故事给了罗冠群震撼与灵感,他以一包浸润鲜血的照片为线索,讲述了5个人在那场屠杀中的命运。他们分别是:迂腐正直的医生展涛、国民党战俘小广东、照相馆老板范长乐、东北流亡学生柳晶晶和她的恋人日本军官笠原。每个主角都死得很壮烈、浪漫,气贯长虹,这也是日后开座谈会时被专家诟病之处。南京当时有广东部队,装备还是夏天的,被征调到12月的南京,苦不堪言,电影中小广东投降后留了把手枪。医生展涛认为,安全区就要没有武器,不然会给日本人以口实,偷偷地把枪收走了。当日本兵强奸医生女朋友时,小广东摸不到枪,无奈中举起一把斧子,被乱枪打死。他死时背景是图书馆的彩色玻璃窗,尸体呈大字形状,光彩绚烂。照相馆老板14岁的女儿(梅婷饰)被强奸,小儿子被打死,他用儿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死时身后一片火光,暗示着南京那三个月不灭的大火,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柳晶晶被恋人笠原亲手杀死,她被枪决时在一片荒草中,几朵小花在寒风中颤抖,预示着生命的力量。至于主角展涛,在烈火中撞响了巨钟,理想色彩更浓。

在电影家协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有专家说,这部电影没有表现中国人的麻木和民族劣根性。罗冠群的辩解是:“犹太人拍了几百部反法西斯电影,可以从不同角度,哪怕是黑色幽默。但我拍的是中国第一部讲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必须正面、全面,不然我自己的感情上通不过。”

拍摄“南京大屠杀”的导演大多带着情绪而来,即使原本没有情绪,看了大量资料后怒潮滚滚,这种情绪自然会移植进片子。罗冠群拍摄时,东史郎的日记公布,他看到其中有一个细节:东史郎他们往一个裁缝身上泼汽油,塞进麻袋活活烧死,于是赶紧在片中加进了这个细节。在伤兵医院拍戏时,组织了一群老头老太太做群众演员,忽然有两个老太太相对而泣,原来当年其中一位的丈夫被杀死,另一位的兄弟被捅了7刀。这种情绪也感染到了观众,《屠城血证》卖了280个拷贝,首映头一个月南京有140万人次观影。江苏启东县城只有3万人口,观影人次达到了5万人。这部第一次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国产片冲击巨大,有观众看完后喊口号,罗冠群说:“喊口号这种事在看电影时是很少见的。”

他给自己立下的宗旨是:既要表现日本兵的残暴,又不能让老百姓束手待毙。他说:“这种把握很困难,中国人的尊严、气节总要表现,过去抗战电影里和日本人武装战斗的确不是事实,同时也给日本右翼留下借口,说中国人在安全区里反抗,才会引起屠杀。”另一方面,砍头、强奸场面因为血腥被剪掉,罗冠群不解地问:“同年的武打片黄天霸打到肠子流出来都没有剪,为什么?拍的时候就有人警告我,这片子政治性强,要赔钱的,那时虽然是计划经济,《屠城血证》却是要和中影集团分成的。”拍摄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日军服装是向上影厂借的,演员刘江是八一厂的,演惯了鬼子,提出日军的领子是直领而不是翻领。服装师的依据是好莱坞大片《太阳帝国》中就是翻领,这么严谨的大制作肯定不会出错。后来查过资料,《太阳帝国》的背景是1941年,日军已经换装,1937年确实是直领,为此拍过的镜头全部报废。胶片是进口的,片比被限制在1∶3,这一下子损失就很大。幸好《屠城血证》是当年十大卖座片,得了政府奖,参加了1991年的东京国际和平电影节,遗憾的是没能在日本公映。

在罗冠群看来,“南京大屠杀”要反复地拍,“我呼吁我们年轻的同行们,希望你们也来关注一下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耻辱”。而南京保卫战也不应被忘却。“在这美丽的紫金山背后,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墓,里面的大理石上铭刻着3305个抗日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中国烈士870人,韩国烈士2人,苏联烈士236人,美国烈士2197人!这些牺牲在中国战场的美国航空烈士,在美国国内很长一段时间没被他们政府承认。他们除了洒在中国大地上的鲜血,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完全彻底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中国!我呼吁我的同行们也关注这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雄。”

第 1 2 页 1995: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

记者◎孟静 王薇

1994年,台湾地区影评人焦雄屏找到她的朋友吴子牛,告诉他台湾龙祥公司有一笔资金,要投拍南京大屠杀。正在筹备《李叔同》的吴子牛一口答应,“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引子。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几个月”。这几个月让他剃发明志,白了40根胡子,让他在夜半眼泪打湿史料。他此前只知道南京有过屠杀,真正接触史实是在他翻阅了300万字史料之后。

十几年过去了,说到这段他欲哭未哭,微微颤抖:“从1994年到1995的8月,从最热的夏天开始准备,最寒冷的冬天开始拍。我觉得我拍戏从来没那么冷过,在长白山拍过戏,零下40摄氏度,南京开拍那天是零下17摄氏度,我里头穿了个羽绒服,外头穿个大衣,最外头还一个军大衣裹着我,我都发抖,地底下阴气太重。”他用几乎迷信的口吻叙述这个故事:“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发,在朦胧中,晨曦中,冬天南京的梧桐树全是砍掉上面的,它是这样一个造型,全部像一只手,就是骷髅的手,撑向天空。晚上,半夜回来,昏黄的,在路灯下,那个剪影,也是一只手。当时我拍这个片子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南京所有街道都是30万亡灵的手撑向天空,在呐喊。”他临走前把亡灵之手画了下来。

让吴子牛激动的细节太多。从他第一次踏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十几台日产空调,曾勃然大怒:“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日本空调,就是这儿不能用,地下的亡灵,不愿意吹日本空调出来的冷气。”

《南京大屠杀》的主人公是一对医生夫妇和一个小学女教师,分别由秦汉、日本女星早乙女爱和刘若英饰演。秦汉在这里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父亲孙元良将军今年5月才去世,那一年,孙元良负责守卫南京中华门,弃城而走,战后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42天。从此,他再不提这段经历,留下的最后遗愿却是葬在南京。秦汉知道父亲的心意,减少片酬也要出演这部戏。早乙女爱的丈夫是韩裔日本籍,极力支持她参演,直到今天,她还被日本右翼骚扰,寄恐吓信、呼口号。有一幕戏是安全区里的南京人发现她是日本人揪打她,有些群众演员是南京的老人,完全入戏了,她的头发一撮撮地被揪掉。这部戏让她充分体会到生存在中日夹缝中的痛苦,以至于最后一场为初生的儿子取名,台词是:“如果孩子生下来,就叫南京。”她死都不肯说出南京两个字,吴子牛很诧异,但她坚持着,只能用配音应付。

在日本试映时,右翼分子挥着大刀砍银幕。看到戏中日本兵骗中国小男孩有糖果吃,然后塞进他衣领一颗手榴弹,日本观众表示对这个场景非常厌恶。吴子牛说:“这细节都来自史料,《南京大屠杀》创造了当年是3000万元的票房,在1995年3000万元的票房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后续宣传就有点儿不了了之了。”日本的遭遇他料到了,没有前往,可在国内依旧不受欢迎,为了不让它参加当年的政府奖评奖,组委会请吴子牛任评委,这样他就失去入围资格,至今他还认为此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展映10部抗战影片,本来《南京大屠杀》排在第一位。可是当吴子牛拿到样带时,发现所有片子都安在,只有这部的名字被贴上不干胶遮盖住,没有放映。

原因也许在于对日本的态度,吴子牛把日本地图比作蚕,中国比作一片桑叶,“蚕食”是他要表达的意图,“这样的惨案在中国不只南京,还有,平顶山惨案、河北惨案,包括‘731’”。他所选的角度是“上天的眼睛”,似乎是人在做,天在看的宿命论。“我记得80年代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拍《晚钟》,我对战争电影的理解,都是那种坏人在电线杆后面戴个鸭舌帽,探头探脑的,一看就是坏人,然后千方百计地表现我们的英勇,把侵略者赶出家园,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一种英雄主义的赞歌,但我自己认为,有点儿自娱自乐,又点儿玩儿闹。”他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国人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有一个让他震撼的细节是日本人给我们俘虏发饭,当时南京有800名警察,全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弄了些糙米饭,准备给他们吃,但没有筷子,日本人嫌麻烦,说:中国人你还给他们吃饭,还找筷子,到哪儿去找筷子,太累了吧,把他们杀了吧。就这么一句话就杀了。

陆川也提到了类似史实,从日本买来的侵华老兵日记中有这么一段:日本兵奉命看守3000中国人,中国难民要喝水、吃东西,有人在抱怨。当过兵的陆川说:“我知道那种群体性情绪波动。”于是日军决定全毙了,一个排负责杀3000人,他们像等待收割的庄稼一茬茬倒下,其中还有不少是缴械的国民党战俘。陆川说:“如果一本日记这么写还有可疑,几百本日记的记述都差不多。国民党军官有抗日精神,士兵是抓的壮丁,几乎是文盲,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1937年日本人顺风顺水,你看他们拍的庆祝占领南京的纪录片就知道,士气正高。”他的读书心得便是《南京!南京!》要采用一部分日方资料。

吴子牛主要依据的还是香港出版的《抗日战争全纪录》和《生活在战争中》,他也看过日本右翼的反驳资料,但他说:“当时我觉得拍片之前,都想看一下,因为首先我必须要相信这一切。我不但相信了,而且非常悲痛。”

拍摄中他遇到一件奇特事,一位日本右翼人士给他送来了材料,其中包括各方论调,看起来很公正。其中有一段史料照片是日军在安全区撒糖果,中国平民哄抢。“这是日本人非常卑鄙的怀柔,这种事情是很下作的。”他说。每个导演看到的材料都是类似的,陆川说:“怎么解读是不一样的。”

吴子牛的结果是带着愤怒的情绪投入拍摄。“筷子”这段使有些人批评吴子牛,“为什么表现日本人还给中国俘虏吃饭?”他的解释很简单:“这难道不比不给他们吃饭更残酷吗?”《南京大屠杀》引来的非议不在少数,其中一条是“对历史的解读有误”,他认为反对者都是些“麻木”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些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个电影是很多跟我们有一样感受的人的观感,有人就认为,不应该有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全部写中国人?善良的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所以我们一直说,要用高一点的视点,要用上天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如果摒弃这些善良,是不是显得我们自己也狭隘了一些。就像要求我在这个电影写反抗,非得把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打死,才出气。不是这个道理”。他曾经想在南京建一面“哭墙”,没有大款理他,最后有一些穷人捐了几万元,不了了之。

《南京大屠杀》被媒体评论为模仿《辛德勒的名单》,那年该片正在上演。吴子牛否认了这点,他承认有些细节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如刘若英给孩子们上课,听到苍蝇的声音,其实是轰炸机。奥斯威辛的毒气有桃子香味,孩子闻到后说:“妈妈,我想吃桃子。”

吴子牛拍摄了全景式的杀人场面,却没有解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这么表面化?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司令长官唐生智为什么坐粪车跑掉?日本人为什么不顾《日内瓦公约》,屠杀平民和战俘?他的解释是片长已经达到120分钟,没有篇幅了。另一个原因是幸存者当时年纪较小,文化程度低,讲不清故事,70年过去了,他们又一个个地死去。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耻辱柱,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哪怕中日已经像兄弟一样,兄弟共同地回忆过去,也应该正视历史,从美国来讲,它就没有停过拍‘二战’电影。中国现在少了,越来越少了。”但是就连他自己,这么热爱战争题材,《东京审判》找到他时,他都拒绝了,不想再碰。“拍片子要有气候,就像播种一样。节令不对的话,跟愿望是不一样的。也可能到今天,或再过10年、20年我再来拍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可能会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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