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荒淫生活:一妻九妾今何在?

1876年底,17岁的袁世凯成了亲,娶妻于氏。于氏是河南乡间人于鳌的女儿。于家土地很多,挂过“双千顷牌”。于氏虽是大家闺秀,可不怎么识字,对于规矩礼法粗通,俩人结婚后,感情还算好。到了第二年,于氏便生下一子,即长子袁克定。于氏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然而袁世凯没多久,便与于氏因一句笑话而反目了,以至冷淡相处,于氏成了“主妇”的牌位。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这天,袁世凯看到于氏系着一根红色乡花缎子的裤带,觉得好玩,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



可是,于氏并不认为这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就反唇相讥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



于氏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即有娘家,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一说是侧室。袁世凯认为她有意揭自己的短,给他难堪。一生气,从此再也不跟她同房了。



所以,于氏在生下袁克定之后,就再没有其他子女。袁世凯做官以后,她也一直住在项城老家。直到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接他母亲到济南,她才一道来袁世凯的住所。



袁世凯从接于氏到住所,直到后来入京做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只承认她是名义上的夫人,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房。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之间却非常客气。清末宫廷曾封于氏为一品诰命夫人。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入主中南海之后,于氏也随着住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怀仁堂延庆楼后面,有一个三进的大院,叫福禄居。于氏和袁克定的妻子儿女们就住在这里。于氏住前院,袁克定夫妇及孩子们住在中院,后院是仆人们的住所。



那时候,袁世凯按照历来的习惯,每隔三天五天的,就去于氏房中坐一会儿。他俩见面的时候,袁世凯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于氏答一句:“大人,你好!”接着,俩人随便聊上几句家常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会见。



有一次是过阳历年,各国公使暨夫人按礼节到总统府给总统贺新年,随后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这样,袁世凯才不得不让于夫人出席仪式。



这一天,于氏穿着红外褂、红裙子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忽然有某国的公使走上前一步,到于氏面前,要和她握手。于氏不懂什么握手礼,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嘴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公使一看总统夫人脸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夫人匆匆退了出去。



袁世凯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于氏出场的时候,由次女、三女儿陪同出场,并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于氏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



袁世凯22岁时,决定弃文习武,投奔吴长庆。在此之前,袁世凯曾到上海谋事。他一方面想贪图一下上海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然而,他筹谋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没有成就。这时,他一个人住旅店里,寂寞难挨,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袁世凯娶进的大姨太太。



袁世凯与沈氏相识之后,情好日密。沈氏就劝袁世凯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



行前,沈氏备酒饯行。席间对袁世凯说明了在他去了以后,她也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袁世凯努力功名,不负旧情。那一席话,使冷落寂寞中的袁世凯,备受感动,指天为誓后,二人挥泪而别。



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站稳脚跟以后,果然将沈氏接往汉城,沈氏做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

在朝鲜12年,袁世凯增加了3位韩籍的如夫人。



关于这3位姨太太的出身,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袁世凯在韩鲜做事时,朝鲜国王赏的3个歌伎。也有的人说,3位姨太太是袁世凯在朝鲜得病住院时的3个护士,后来袁世凯病愈,朝鲜国王便把她们赐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是这样回忆她的生母、袁世凯三姨太金氏的:



“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表亲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闵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着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吴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闵氏为四姨太太。因为这三个人都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



金氏本以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头上还有一个被我父亲当‘太太’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我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就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有一次,她就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有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角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真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仆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



她虽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后果地拼起命来。



“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女儿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之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



“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她总是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她家的人也从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位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时常叫佣人请她来同吃。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的管束和教导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于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到了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我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地方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在井里水纹里,看见了她的面影,就怀疑自己的女儿一定是死在他乡了,因而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三天后也就死了。她在说完了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良苦’矣。



“二、三、四姨太太虽然也会说汉话,但说得很慢。她们嫁给袁世凯时,已十六七岁了,不能再缠足了,袁世凯便想让她们像京戏里旦角‘踩寸子’的方法,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也像缠足一样。”



(四)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取进了第五位姨太太杨氏。



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因为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所以颇得袁世凯的欢心。



杨氏很有管家的才能,又口巧心细、遇事果断。从此以后,袁世凯对家中的日常生活,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由杨氏一手经管。就是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



杨氏不仅照管袁世凯的生活,还掌管袁家的一切家务,指挥着屋里屋外的女佣人和丫鬟,管理着袁世凯的子女们。以后,又管理新进门的六、七、八、九姨太太。



由于袁世凯对杨氏言听计从,所以无论是谁,只要不服五姨太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禀告袁世凯,由袁出面解决。因此,袁家上下都因为这个缘故,而敬让杨氏三分,就是袁世凯的正妻于氏,也不例外。



经管袁家家务的姨太太,前一阶段是大姨太沈氏,后一阶段是五姨太太杨氏。她们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而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袁世凯给她们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只好忍气吞声。



袁世凯在众姨太太们面前,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早进门的随时指点。




前一阶段,是大姨太对二、三、四3个姨太太的管教:后一阶段,是五姨太对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的管教。



大姨太沈氏到朝鲜汉城后,不久竟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袁世凯对她的专宠,自然是醋意大发。因此,沈氏表面上是教导、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对3个姨太太百般刁难。



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下子来到一个陌生的汉人封建家庭,话又说不利落,汉人的规矩礼法又不熟悉,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很多借口。沈氏便趁袁世凯不在家的时候,无事生非,常常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为了不让她们有躲闪的可能,还曾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毒打。三姨太金氏左腿的残疾,就是大姨太沈氏“教导家规”的结果。



五姨太杨氏也一样,她以“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六、七、八、九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又浅,以规矩礼法上自然做不周全。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把她的头都给打破了。



几位姨太太被责打这样厉害,袁世凯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以所订家规不能改变,而对之视若无睹,坚持不说一句话。



(五)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又陆续“置办”了六姨太叶氏、七姨太张氏。八姨太郭氏,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置办”的。



要论袁世凯姨太太们的来历,颇有故事情节的要数六姨太叶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他的次子袁克文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袁克文生好在外面玩乐,在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的六姨太太。俩人一见倾情,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袁二公子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依照袁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袁克文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的身上失落下来。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



当时袁克文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老父的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一看这张照片上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



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役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迎了回来。叶氏原是和袁克文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袁克文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一点也不会少于三姨太金氏!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在彰德府隐居的时候,袁世凯娶进了他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姨太太刘氏。



但是,刘氏并不同其他袁氏妻妾一同住在洹上村养寿园。她独自住在北京的九府胡同的袁府。这是一个一线排列的三重四合院。最后的四合院便是刘氏的住所,建筑兼中西特色,高大拱形的门窗、良好的取暖设备都可以想见当初的奢华。



从这最后一座四合院右侧出旁门,有一座二层的中西合璧的小洋楼,这便是刘氏之女、袁世凯十三女袁仪祯(子经)的绣楼。一层为仆人、丫鬟的住处,二层为十三小姐的闺房。



袁世凯和他最年轻的姨太太,不时在这里共住。



(七)



四姨太闵氏和七姨太张氏,都在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入主中南海之前死去。



四姨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七姨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袁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但由于袁世凯对七姨太的宠爱,所以袁家上下依旧唤她为七姨太太。当袁世凯奉命“回籍养疴”时,带着她从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这时候,她病死在辉县。



1913年,袁世凯进入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



在中南海,袁世凯在居仁堂办公、就寝。在居仁堂开了一个楼,姨太太们就住在那里。然而,袁世凯夜间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人,每人“轮值”一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候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一个星期,袁世凯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袁世凯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用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



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袁世凯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的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照料袁世凯的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



袁世凯洪宪帝制正式推行以后,宫廷礼仪自然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龙袍、凤袍、皇子服、皇女服、宫廷女宫服等各式吉服,一应俱全,全部制成。袁世凯夫人于氏自然是“皇后”。凤袍做成后,她与诸皇女花团锦簇地合了影。



其间,内廷诸内礼官、女官长、女官,整齐仪注,由孙宝琦夫人率领,分左右两队,排列在礼堂中,向袁世凯夫人于氏行朝贺大礼。



于氏虽已成“皇后”,可本是村妇,为人极淳厚,进入大堂中,并不肯坐,连忙对孙宝琦夫人说:“亲家太太,各位太太,皇后不敢当,不必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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