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明朝亡于17世纪的“小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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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 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

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


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就不足为奇了。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


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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