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zt


国防大学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再往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建立的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1970年后,撤销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军政大学,校址主要部分仍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院内,校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兼任,政委为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以后,因黄、张都是林彪的死党被撤职,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校长,唐亮为政委。1978年又一分为三:军事学院(去掉了高等二字)、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直到1985年8月又将三大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为止。

1985年下半年,军委要召开一次院校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体制改革问题。萧克院长为了准备这次军委会上的发言,于1985年4月中旬出发到湖北、河南、河北的一些军事院校搞调查。他出发时带了我去,要我作记录回来帮他准备发言稿。我那时任军事学院研究部军事学术研究室主任。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站队”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语。当时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单位,在江青、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几乎都分成了两派。凡是他们支持的,就封为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扣上“保守派”、“保皇派”的帽子。所谓革命造反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成天搞夺权,揪斗“走资派”(各级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名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站队站对了;“保守派”不同意造反派的搞法,就是“站错队”了。于是乎站队问题就成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是极少数。

我记得萧院长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院长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萧克老将军不仅文武全才,而且品德高尚。他老人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从来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我军的创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和湘鄂黔苏区创建。那时他就担任了六军团的军团长和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可是解放后授衔时只给他授上将军衔,后来又干脆把他转业到农垦部当个副部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觉得不太公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与他说的前两次“站错队”有关呢?只有天晓得!可是萧老从来未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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