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恼怒:议员访延安指名要见梦中情人江青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作为北大培养出来的学者,傅斯年先生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1945年,他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同忆北大。这段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往事,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


乱世策士梦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幻想通过三寸不烂之舌,通过游说权变,实现国家和平。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此次重组访问团的6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级大腕。很明显,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与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


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议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还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电文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手交给黄炎培,黄看罢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当黄炎培兴冲冲地准备把电文递交蒋介石批复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棒喝。


在黄炎培的一再坚持下,7位参政员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与蒋介石相见,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认真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说道:“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需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后,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蒋介石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哼了一声,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就让他们几个折腾去吧!”言毕,嘴角露了一丝略带嘲讽的冷笑。


浅薄的左舜生,令毛泽东反感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6人,乘专机到达延安(王云五因病发高烧未能成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在6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舜生者,湖南长沙人也,与毛泽东同庚。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


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继续鼓噪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时年52岁的左舜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勾缠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梦中情人、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


毛当即沉下脸来,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自此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策士之徒了。


对于左舜生的为人处世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


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的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曾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失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绝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


窑洞回忆北大往事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


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傅没有想到毛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伟人,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


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不过当时一直处于人微言轻之尴尬地位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扬风扎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刻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的延安谈话,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


一夜长谈,也未成朋友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的文章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与黄、左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观感。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也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朋友。


因为了政治观念的分歧,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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