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强国到帝国——政治手段对秦帝国形成的作用(1)

秦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一个战争之国,他们必须与西戎人作战,由此培养出了秦国人比游牧民族更彪悍的性格,正是这种彪悍让秦国人夺回了被西戎人从周那里夺取的岐、丰之地。此后,秦无论在对西戎,还是对中原诸侯的各场战争中,都是剩多败少。秦在当时,就是一个军事大国,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其本身是政治的一部分,没有成熟的政治是不能称为强国的。

直到秦穆公统治时期,秦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如果说在与晋国合作的恩恩怨怨中秦国开始尝试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军事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西戎则是通过政治取得了军事上所不能取得的胜利。太史公虽然没有为内史廖专门立传,但是《秦本纪》里郑重记下了他的功绩。当时秦国不但面对着东方正在步入盛年的晋国,更重要的是还面临着来自西戎的威胁,笔者以为这也就是秦穆公对晋即使战胜也没有试图兼并之的重要原因。当时西戎派来的使者由余,对话中揭开了游牧民族屡屡战胜中原王朝的底牌:“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极罢。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游牧民族往往以血缘和原始宗教为纽带,管理成本极其低廉,真正是兴邦灭国都在一人,内部凝聚力和效率远强于以礼乐法度等复杂政治架构统治的中原王朝。虽然随着政权范围的扩大,这种血缘和原始宗教为纽带的简单政治架构将因为不适应政权的规模和利益的分配方式而被自然淘汰,但是在特殊时期其军事手段对内部矛盾重重的中原王朝绝对是致命的。

对此,秦穆公忧心忡忡,毕竟秦当时已经从一个半夷狄式的军事集团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国家内部必然存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执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一个具有由余这样贤者辅佐的西戎必将给秦带来损害。这种时候,纯军事手段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于是内史廖提出了政治解决方案:“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於政”。廖的目的,就是加速西戎的标准化建设进程,使西戎的上层建筑不在适应其实际水平,降低其行政效率,提高其管理成本。“女乐”,不过是引子,实际上是被文人美化为“二虎竞餐”之计的扔骨头战术。骨头的表面还好说,秦国送去的二八女色,是西戎本来所没有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如果为戎王所独享,必然引起各酋长的不满,将来的继承人问题必然对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政治架构带来长远的冲击。骨头的里面才是最致命的,那就是乐,中原王朝的礼乐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森严的等级,等级对于各种权力者来说都有着致命的诱惑,必然导致西戎政治结构的过度细化。由女而至于乐,而至于礼,而至于政治阶层的超前细化,对生产力和规模都达不到一个国家水准的西戎绝对是致命的。如同一个生产规模不大的小企业,一旦套用的大企业的标准化制度。管理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骤然上升,内部凝聚力减弱,生产效率下降,而标准化管理带来的好处又远赶不上自身的损耗,距离破产也就不远了。相对于离间戎王和由余之间的关系,女乐对破坏西戎内部的团结和谐环境的作用要更大,当然,这是有一个周期的。可是社会学规律比自然科学规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惩罚的滞后性。违背自然科学规律受到报复往往是立竿见影,往往还是可以亡羊补牢的,违背社会学规律,一般不会受到现对现的惩罚,可是惩罚来临的时候,就会势不可挡,悔之晚矣。

从秦穆公三十四年内史廖献计开始,“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至此,秦国的西患基本上解除,可以专心致志对付东方的中原王朝了。

但是,一直到秦孝公之前,秦国虽然有救楚却吴的武功,但是并没有完成对强国的转变。内史廖所出的计谋,仅仅是分化和削弱西戎,却没有对秦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进行解决。秦国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疆域的扩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结构。因为旧有的政权结构已经不能够适应对更多人口、更广大疆域的有效管理,在内部利益分配上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否则新增加的利益将必然带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分裂和灭亡也是可以翘足而待的事情,让我们看看秦国后来发生的事情:

秦景公三十六年,景母弟富奔晋。

躁公二年,南郑反。

秦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

同一时期历史上中国发展最快的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管理形式提出的变革要求,代表先进管理模式的私门纷纷崛起,攫取政权,秦国最大的威胁晋国正是六卿纷争到三家分晋的重要时期,齐国的田氏也一直在以行阴德于民的方式来篡齐。就秦国内部来说,是很危险的,如果秦国不变革,就必然面临着被吞并,而不是分裂,因为此时秦国并没有形成大的世家。对此,秦孝公的父亲,也就是曾经留学晋国后来被立的秦献公嬴连做了开始了国家变革的基础工作,元年废止从死(殉葬)制度,城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在蒲、蓝田(今陕西蓝田西)等地设县,七年( “初行为市”。十年,立户籍相伍。二十一年,大破魏军于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6万,是为战国时秦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大胜。

“止从死”,三个字不止是人道上的意义,更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变革意义。秦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穆公,就是因为“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同时让三良为自己殉葬,而被谥号为穆。惜默如金的中国史家,写了“献公元年,止从死”七个字的时候,或者是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却也记录下了一个国家政权基础扩大化的剧烈变革。殉葬制度的取消,意味着国家成员生存底线的提高,国家之中不再有一个群体被视为若狗马和器具上的物,而是人。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伊尹、傅说和百里奚这样的曾经是奴隶身份的人转化为贵族的先例较之野蛮的西方世界领先了几千年,但是不是对奴隶阶级整体生存的底线的提高,而秦献公的做法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包括被法理上视为国王奴仆的臣们,为秦孝公日后的变法成功,做了很好的准备。

本文内容于 2008-8-16 9:19:42 被againair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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