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

——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



毛佩琦


怎样认识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中国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一直是史学界乃至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热中于抨击明朝的腐败,同时也热中于称颂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谈论这两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落后的病根。而将明代中后期与清朝前期联系起来观察,人们则不难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看出问题的症结。解体中的明朝给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强化的清朝统治却阻断了前进的步伐。



《明史.神宗本纪.赞》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明朝到万历后期,各种衰败的征兆已经尽行显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党争的激烈,都使政权处于失控状态。从根本上看,这时期传统经济已发展到顶峰。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会纽带。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和社会生活的放纵颓废,都加速了明政权的崩溃。


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经济上,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中国是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据统计,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约100万度卡(ducat)约合 32000公斤白银运到远东,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国。日本1599年—1637年间共输出白银5800万两,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2]。联系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明朝自正统年间承认白银流通的合法,到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国内市场的发展,造成白银短缺,供不应求,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也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扩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嘉靖二年(1523年),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在新会县西草湾截击葡军,生擒42人,斩首35级,俘被掠男妇10人,获其舟2只。余贼米儿丁等“复率三舟接战”, 明军火焚先所获舟, 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万历三十二年(1549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天启四年(1624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


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人是无可争议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4]尽管明朝作为一个政权,本身已经开始衰败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

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考察了150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


长期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舆论,对于明政权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深恶痛绝,批评有加。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所有造成明政权和社会解体的因素,都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积极的因素,由此显示了社会进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作为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主体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由于明朝政权的腐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现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这样的皇帝。这对传统政治是一种瓦解。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万历年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朝臣的大批奏章被弃之不顾。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其中针对时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胆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压、统治严密环境下的产物。皇帝的不闻不问,鼓励了言官们的声势。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


在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更加高涨。各种各样的集会结社普遍出现,强烈要求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生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1]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推动明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力量是国门打开后大量异质新知的涌入,在传统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打入了楔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


在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 Matteo )


Ricci等人带来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以外远西诸国的情况,知道了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亘古以来的中国中心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职方外纪》,介绍了欧洲文明,使中国人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促进了中国有识之士放开眼界追求新知的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先进知识阶层,敞开心胸,广泛吸纳外来文化,在传统中华文明中添加了新鲜血液。为了富国强兵,徐光启更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2]的精彩思想,使中国人在接纳新知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崇祯皇帝的态度。当时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为挽救明朝的颓势,崇祯皇帝也在听取和采纳西洋人的意见。传教士意大利人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i),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上书明廷出谋划策。 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

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1]不管毕方济本人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看来他“仰佐中兴盛治”是出于诚心的。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将会全面吸收当时的科学技术,将会兴办与西方同样的矿业,将会开展与西方同样的贸易。这无疑将会使中国出现一番新的景象。崇祯皇帝对这类建议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他同意徐光启的请求,让罗雅谷(Rho, J)、汤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2], “指挥督造战炮”。他“旌汤若望勤劳,赐金字匾额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颂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国官绅士商,鼓乐放炮,排导欢迎”。崇祯皇帝还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并让刘若金伴住毕方济于海上,“商议澳舶事宜”。[3]如果历史假以时机,崇祯皇帝的这些做法是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



整个明朝时期,文艺复兴浪潮全面席卷欧洲,欧洲社会普遍发生变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欧洲宗教界中反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势力成立了耶稣会,他们致力于复兴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势力向海外拓展。耶稣会士把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等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来到广东省香山县。他以“易佛补儒”之说打入中国上层社会,以他拥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近。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可能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乃至于音乐、绘画、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7月,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携带7000部西文图书来到澳门,除宗教图书外,大部分都是有关科学技术的图书。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虽然这些图书未能全部译出发挥影响,但也足以显示西学东来的强劲态势。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西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


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接受条件,这种外来文化是无法立足的。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具体地说,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接受新鲜事物的要求。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


明代传统的科学技术,虽然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但当时几项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全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明代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传统医学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医经溯回集》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瘟疫论》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外科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学上,朱载育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响了整个近代音乐的发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熔岩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1]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Le Comte,L.)参观过北京观象台后,引用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的话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在这个硕大城楼平台上也存放了几个世纪,可其式样仍显明亮清晰,就像是刚铸造的一样。无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总之,中国以此显示了他们的全部科学和富庶,这足可让那些无此等设计制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愧。”[2]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3]中国学者同样认为,“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是远远超出当时和他往还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的。他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相提并论。”[4]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学方面,徐光启、李天经与传教士共同编制的《崇祯历书》中,采用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体系,介绍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统,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虽然由于传教士的偏见,他们没有讲到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没有及时介绍开普勒太阳系行星运动定律的伟大发现,但《崇祯历书》已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范围,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计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际使者》一书写成5年后,就被阳玛诺(Dia ,E) 以《天问略》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崇祯历书》中介绍的“太阳诸星如磁石与铁”,距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发表也不过10年。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矿冶全书》也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阿格里科拉Agricola,G《矿冶全书》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1638年由汤若望、李天经译成中文)。数学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与利玛窦于明万三十五(1607年)将《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完成,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译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数学著作的介绍,输入了西方的数学观念,使中国人认识到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1]这是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学观念。可以说中国科技已经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转化的准备。而这时,有一个使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人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1621年英国出版了一部奇书,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书中有三十多处提到中国,特别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劳整洁,彬彬有礼,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作者写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1]在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国志》(1642、1643年先后以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在欧洲刊行)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他说:“任何行业的人,因从中读到一个如此机智民族的计划、管理、和实施都将受益非浅。”[2]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也就是说在人文和思想领域中国与西方也没有大的差距。




清朝在明朝内忧外患中乘虚入主中原,凭借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机器和组织严密而又生气勃勃的八旗军队,夺取了在全中国的统治权。它沿用了明朝的统治模式同时又加进了满洲固有的统治手段和统治经验。建立了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权。尽管清朝的统治与明朝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整合,是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运行,延长使用。


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更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其主要表现,一是文字狱,一是寓禁于修的大规模图书编纂活动。


文字狱前人论述甚多,不必重述。


关于大规模图书编纂活动,则要多说一句。在说到“康乾盛世”时,时人往往会盛赞“四库全书”的编纂,称其规模宏大,保存文化典籍,功垂千秋云云,而不提或少提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初,乾隆帝就对各地官员在征集书籍时,或者不明白乾隆帝的意图,或者有意隐匿或保护一些图书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自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毁,将书名奏闻”“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3]也就是说,禁毁“违碍”图书从一开始就是乾隆帝的一个主要目的。众所周知,结果是在四库全书编纂中有大量图书被禁毁。著名书商孙殿起在其《清代禁书知见录》中说:“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3000余种67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当时对旧籍之追缴销毁与四库开馆相始终。”[4]许多禁毁图书现在已经无法见到了。清代的禁书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纂修毫无功绩可言也似无不当。


既然清代统治者不准人们思考,那么,知识分子只能钻入故纸堆了。于是所谓“乾嘉之学”大兴。乾嘉之学的辉煌多少带有一点惨淡和悲壮!须知正是在这时,西方社会在长足进步。而中国却在满足于地大物博、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中“万马齐喑”,裹足不前。



在中华帝国裹足不前的时候,西方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英国,在纺织领域,凯伊发明了飞梭,产业革命从此开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同样在英国,哈格利夫士发明了新式纺车,即著名的珍尼纺纱机。乾隆三十八年(1768年)阿克来特发明了新式纺织机。新的机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产业革命在动力上出现了革命性的进展。


其后,蒸汽机不断得到改进,并在机车、轮船等许多方面得到普遍应用,使欧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逐渐完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知 识变成了科学。”[1]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的思想闪烁出耀人的光彩。接着,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北美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发表《人权宣言》,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


大清帝国对域外的这些情况完全不予理睬。法国人佩雷菲特说(Alain Peyrefitte):“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生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2]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残明的反清势力还很活跃,特别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的复明活动,给清朝造成很大威胁。清廷一再下令迁海,切断大陆地区与海外的联系,以断绝郑成功的供应。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的敕谕说道:“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3]虽然,在台湾统一后,清廷一度开放海禁,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久,清朝再次对海外贸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间,汤若望教案发生后,洋教的传播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而且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到雍正五年(1727年 )禁令曾经被废除。乾隆二十年(1757年 ),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4]二十四年,清廷又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建议,不准洋商在省内过冬,间有过冬者,只限在澳门居住。洋商到粤,要求命令在当地寓居的行商对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内地民人借领洋商资本贸易,禁止洋商“雇倩汉人役使”、雇人传递信息。洋船停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5]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ccartney)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英国的请求予以断然拒绝。[6]须知,这些严厉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发展到极盛时采取的

追寻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清廷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清廷在与洋人接触中心怀恐惧。这时的清廷,并不一定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我们不妨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他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 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人被鞑靼人(指满洲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1]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尽管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却固守着天朝大国和世界中心的思想。以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廷上下对世界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乾隆皇帝向英国使臣宣称,“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他在记载马戛尔尼来华一事的诗中,又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瓮’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夸大其辞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明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异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


在清廷看来,英国不过是一个蛮夷小国。在它的眼里,只有近夷和远夷之分,英国是远夷,是梯山航海前来匍匐朝贡的红毛夷。所以,马戛尔尼被称为“英吉利贡使”,他所携带的礼物均被称为“贡物”。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团像一切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对清朝皇帝施跪拜礼。直隶总督梁肯堂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皇上威德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禁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不胜踊跃欢忭之至。伏查该使马戛尔尼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处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当然,在英使拒不就范,表现出并无“向化之诚”的时候,清廷就减少或停止了对英国使团的“赏赐”供给,以示惩罚。乾隆皇帝下谕:“(英使)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亦驾御外藩之道宜然。”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话语,中国自周朝以来使用了几千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如此纷繁复杂,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已不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天朝大国。清帝国面对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清朝的骄矜出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也正因对世界的无知,才越加保守和不思进取。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Bouvet,J 1656-1730,1687年来华)、雷孝思(Regis,J-B 1663-1738,1689年来华)、杜德美(Jartou,P 1668-1720,1701年来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Parrenin ,D1665-1741)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2]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说法。这种“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肩负重要使命的马戛尔尼在其使命受到阻力时,企图试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吸引对方,这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在200多年前使用的故伎。但是,清廷上下却对此无动于衷。


满洲贵族与一部分汉族士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充满猜忌。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且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惟有天数独尊”[1]。 他指责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是诅咒清朝短命,指责在历书上注明“依西洋新法”是不尊清朝正朔。杨光先的行为受到了清廷的鼓励,杨光先被“特授钦天监右监副”,旋授“钦天监正”。杨光先有恃无恐,更大胆地说:“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杨光先等人的愚昧偏执,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在后来的天象测算比试当中,杨光先等人的测算“逐款不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人的测算“逐款皆符”。虽然这一次汤若望得到了昭雪,但在以后的事件中,西方传教士们还是被赶出了国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2]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趋解体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中国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买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


关于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或者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寻找答案。其实,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甚至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也不乏是偶然的。越把它放到长的历史时段上看,就越会发觉是这样。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时期一些国家走到前面了,一些国家落到后面了,但若干年后,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如果就认定哲学或文化决定论的话,那么,先进国家将永远先进,落后国家将永远落后,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要讲述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带有象征性又很有戏剧性的细节。


明朝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成是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


徐光启在《跋几何原本》中写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2]


清朝李善兰与西洋人伟烈亚力翻译《几何原本》后几卷完成,是在清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李善兰在序中说:“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3]


算起来,这中间相隔整250年。


明朝徐光启以利玛窦《坤宇万国全图》为底本刻印《两仪玄览图》是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清朝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制《海国图志》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中间相隔239年。


这大约250年,正是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 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再次扣开中国国门。



大文豪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仿佛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1]这段话影响甚远。


然而,明朝末年不是“衰弊陵夷之际”吗?清康乾盛世不是“魄力雄大”吗?但是,我们看从明朝到清朝的历史却与鲁迅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如哲如圣的鲁迅先生之论,也不无可议之处。


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这真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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