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武士道:驱使切腹自杀 怂恿残酷无情

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武士阶层逐渐形成。11世纪末,日本封建领主源义家担任陆奥守时,曾平定当地一次内乱。源义向朝廷请功,遭到拒绝。源义家便自行对家臣论功行赏。这个举动赢得了人心,关东(今东京一带)武士纷纷投靠他,与其结成主从关系。从此,武士阶层的基础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这种武士阶层的思维、道德和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疯狂崇尚切腹

“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年。但是,早在始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就已出现“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称谓,即武士道的雏形。它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设立御家人制度,进一步以仪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从关系,武士的政治地位开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强化,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开始成为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法典。此时的武士道同样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但是,它更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最典型的是,死的倾向被美化,切腹自杀成为“光荣的解脱法”。当时对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疯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体位和方法上还有多种区别。另外,还有更残忍的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当代电影导演小林正树就曾拍过《切腹》一片,真实刻画了那残忍的一幕幕。其实,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切腹动机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名誉,换取子孙后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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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当然,这些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本质是残酷无情

这种“忠诚”表现为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赤穗47浪人”复仇事件。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这一赤穗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1716年,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长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听闻书写整理的《叶隐闻书》写本完成,共11卷1200多节。这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当然,“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闻书》中处处都是非常残忍的武士论语。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

《叶隐闻书》中的很多例子也是令人发指的。比如,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上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再比如,依父亲的指示,山本吉左卫门为养成杀人不在乎的品性,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刑犯。因此,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的。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而画上句号,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这样,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暴虐地进行“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西方列强一致将日本视为野蛮国。为了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残忍行为,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用英文写成了《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早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曾是他同学。毕业后,新渡户娶了美国人玛丽。在玛丽的帮助下,新渡户出了英文书《武士道》,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精神的相似性,辩解说日本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凭借典雅的英文,《武士道》一书在欧美知识界广为畅销,新渡户也成为日本精神和伦理学的权威。1905年,因为以“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从事对外战争进行包装,新渡户夫妇获得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接着,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1920年起,新渡户担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长达7年,负责日本在国际上的宣传工作,积极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呐喊助威。回国后,新渡户又担任贵族院的议员,为“九一八”事变出兵中国东北强加辩解,竟胡说“满洲国”是“民族自决”,并一直强调日军侵华战争的正当性。1938年,《武士道》一书的日文版由矢内原忠雄翻译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日本的“铁定版”,其书的第16章中《武士道仍然存在?》中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书中认为,通过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日本的“王政复古”维新事业得以推动,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但是,他否认日本的“内政”成就是建立在“外征”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1984年日本银行推出的新版日币上,5000日元上的图案为新渡户稻造,这表明日本人对武士道的推崇。

事实上,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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