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难忘在邱少云部队的激情岁月(二)

难忘在邱少云部队的激情岁月(二)

程 改 生

五、提干前后

转眼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当兵到了第四个年头,每月的津贴费拿到了10块,在管理股当文书也满三年了,领导们在考虑给我提干的问题。刚好,师教导队招收学员,潘国永协理员让我先到教导队参加训练,并给我报了名。有一天,作训股的胡友林股长又让我去帮他抄写东西。我一看,是全团参加师教导队训练的人员名单,上面也有我的名字,让我学82无座力炮,心中有点不太乐意。我试探着对胡友林股长说,我对100迫击炮更有兴趣,能不能让我去学100迫击炮呀?没想到胡股长很爽快地说,可以呀,你把表上改过来就行了。我非常高兴。后来,团炮兵股参谋颜建章也说100迫击炮有学头,鼓励我好好学,并送我一本100迫击炮训练教程。于是,在这些老首长的鼓励、支持下,我于1977年11月初信心满怀地到师教导队报到,开始了紧张的炮兵训练生活。

师教导队就座落在新城营区靶场旁边,本学期从1977年11月至1978年3月中旬,共四个半月时间。迫击炮学员编为一个排,排长是河南偃城县老窝乡的葛文学。我们100迫击炮班班长张恒俊、副班长朱英武,还有高广钦、邢宝生、周逢亮和我,每个步兵团两名,6个人同睡在一间小房子的通铺上。我和班长、副班长都是同年入伍,分别来自三个团,过去并不认识。教导队训练比一般连队严格,每个学员必须完成目标任务,不然毕业时作不及格处理;特别规定单双杠木马12个练习完不成者,晚上11点之前不准睡觉。大家都争先恐后,自加压力,利用了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还好,我入队半个月即获得突破,12个练习全部过关。但有的学员迟迟上不去,每晚坚持练到11点,西北的冬天天气寒冷,他们穿着皮大衣,练时脱掉,下来穿上,如此反复。现在想起来,学员们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实在令人感动。炮手操作训练要求每个学员要学会所有炮手的操作动作。我们班在张恒俊班长带领下,互相配合,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互相纠正动作,6个人象亲兄弟一样。我和高广钦配合最默契,考核他时,他当一炮手,我给他当二炮手;考核我时,我当一炮手,他给我当二炮手;往往是左右移动,上下升降,恰到好处。在简便射击训练中,我和大家共同研究,利用炮身、人体、手臂的三角关系,采取移动脚后跟的办法控制炮身的角度,使之和射击距离相适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平时考核没有低于过良好成绩。在教导队训练期间,都是集体生活,我在一些小事上比较注意,坚持多干多做。有一次考核夜间射击,全排拉到了山里。当时刚下过大雪,漫山遍野白雪皑皑。各班构筑完阵地后要到附近村庄吃饭,我主动要求留下来看守武器装备;他们回来时给我带了一碗面条,已没有一点热气,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吃了下去。全部射击完毕,已是夜里十点多,我又跟着葛文学排长踏着积雪跑到一公里以外检查炸点。葛文学排长很满意。教导队训练结束时,我的每项科目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教导员张植运还发给我一张“全能炮手”的奖状。

从教导队回来,潘国永协理员说让我准备到团直炮连当排长。没过几天,师里突然来了一道命令,点名让我带上全部行装到师司令部报到。把许多人都搞懵了,不知道让我去干啥,我也不敢贸然去报到。还是潘国永协理员打听到了确切消息。原来是我团原副参谋长王仲辉调到师司令部当管理科长后,知道了我刚从教导队毕业,要我去师管理科当书记。潘国永协理员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好事,去吧。于是,我兴奋地去师管理科向王仲辉科长报到。

师管理科书记和团管理股文书工作性质差不多,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我到师管理科当书记比在团管理股当文书轻松多了,师管理科不管师直属队,任务少了一大块;师机关各科室任务明确,职责清晰,没有人再找我帮助抄写东西。当时管理科会计都庆如,管理员田世平,小车司机李胜,还有机关医务室的医生们,大家处的都不错,平时主要是王仲辉科长给我布置工作。王仲辉科长在抗美援朝时期当过排长,经历了战火的考验,老实本份,为人厚道,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他的催促下,师政治部于1978年9月份下达了我任管理科书记的命令。从此,我正式成了国家干部。许多老领导、老朋友得知消息,如潘国永协理员、郑新华、左化民、程新民等都很高兴,向我表示祝贺。可我后来却高兴不起来,一是我在教导队辛辛苦苦学的炮兵知识一点也没用上,二是管理科太清闲,身体老生病,还因为腰疼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三是王仲辉科长也要转业了。我感觉还不如到基层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热热闹闹有意思。这时已是1979年初,听说师直工科科长亓明海要到我们团当政委,我向他表述了随他回团的想法,得到了亓明海同志的支持。当时,中越边境已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一天,师里袁副师长问我,要打仗了,你下连队怕不怕死呀?我坚定地回答,不怕!袁副师长高兴地说,年轻人不错,可以下去。不久,师司令部张全毓副参谋长正式和我谈话,同意我下连队,并嘱咐我一要好好学习,趁年轻多学点知识;二要努力工作,坚决完成任务;三是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搞好团结。我记着张全毓副参谋长的话,没过两天,就下到了我们团三炮连任82迫击炮排排长。

三炮连和邱少云连队----九连同属一个营。我下去正好赶上临战训练,部队拉到山里,住在老百姓家。1979年初,西北的群众生活困难,一天两顿饭,有的家庭一天煮一锅土豆充饥,但对部队很友好,把好房子让出来给部队住。当时颜建章在三炮连任指导员,在带兵经验、训练方法、炮兵知识方面给我了不少帮助。临战训练实弹射击时,我们排承担了示范射击的任务,全团干部现场观摩。我按照程序指挥全排进入阵地,目测目标距离为850米,接着依次下达口令,可第一发炮弹却在前方300多米处落地爆炸。我紧急下达停止射击口令,查找原因,原来是一名新兵弹药手忘记了装药包。问他为何没装药包,他却说没听到口令。这时,调到我们营当教导员的张植运同志站了出来,厉声斥责那名弹药手:我都听见了排长的口令,你怎么听不到?你操的啥心?张植运教导员命令全排集中精力,完成示范射击任务。接着,射击重新开始,发发炮弹命中目标。事后我想,幸亏张植运教导员出来救场,不然,一时分不清责任,我可要丢大人了。

中越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我们临战训练也随之结束,部队回到了营区,团里通知我去参加军里举办的参谋集训队。这意味着我要调到机关去当参谋了,心中又有一种喜悦之情。本期参训队为期三个月时间,在军部所在地张掖举办。原三营营长陈志林已当我团参谋长,这次带队学习,任我们排排长;一块参加学习的有杜景林、王淘沙、王豪强、李洪涛、吴世亭(现任武威军分区司令员)等。学习内容有军事地形学、书写战斗文书、标绘敌我态势图等参谋业务。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邱衍汉同志当时是军作训处副处长,负责参训队的教学工作。他亲自给我们上课,并在课下很耐心地回答学员的提问,既认真负责又平易近人。有一次考试,有一个地雷符号我一时想不起来,邱衍汉同志监考正好走到我跟前,他用手指头在桌子上画了一下,使我茅塞顿开。那时大家都很年轻,上进心强,学习很用功;陈志林参谋长抓的也很紧,每次考试以后都要点评,所以大家都比较自觉,学习空气很浓。在参训队学习期间,部队扩编,新提了一批干部,后来得知,我也被晋升为三炮连副指导员。1979年7月份,参训队学习期满,我回到三炮连当了半年副指导员,于1980年初正式调到团司令部炮兵股当参谋。

六、在炮兵股工作

当时李毓成在炮兵股当股长,徐庆堂和我当参谋。两位老同志都是老炮兵,经验丰富,业务精通,平时能够以身作则,吃苦耐劳。我和两位老同志共事的几年,心情比较舒畅。

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李毓成股长认真研究炮兵训练改革,把82无座力炮班射击的一个阵地改为三个阵地,把一个目标改为三个目标,增强了训练难度,提高了炮兵分队在实战中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经验得到了上级肯定。

为了参加总参炮兵部组织的炮兵射击知识竞赛,我们组织全团炮兵干部研究答题,徐庆堂和我的答卷被评为优秀,先后受到总参炮兵部表扬。

为了完成实弹射击任务,每年都把部队拉到山区,先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再依次进行射击,有时从早上打到黄昏,有时从天黑打到拂晓。有一次100炮连连长颜建章指挥全连夜间射击,全连的炮弹都打在一个点上。夏天烈日炎炎,戈壁滩上热气腾腾,同志们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坚持训练,个个晒得黑黝黝的,也不在乎。有一天我热的鼻孔流血,简单处理一下继续工作。邱少云部队官兵那种不怕苦不怕累、坚决完成任务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我在炮兵股做内勤工作,平时没有连队那么忙,当时年轻,想多学点知识。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学英语,劲头十足,心高妄想,又买唱片,又买录音机,又是写,又是背,折腾了一年有余,终于发现缺乏语言环境、平时工作用不上、学的没有忘的快,想取得实质性进步很难,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现在看起来,有学习愿望虽好,也要结合实际,选好学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才能事半功倍。否则,也会象我一样事与愿违,前功尽弃。

我是在机关当炮兵参谋时结的婚。有一年我爱人到部队探亲,团长张新云听说我爱人是河南师大毕业的大学生,专门派车让我到火车站去接;后来,申成俭政委和张新云团长又一起到我的住处探望,体现了部队首长对下级官兵的关心。

后来,炮兵股撤销,李毓成股长转业,我和老徐都成了作训股的炮兵参谋;过了一年多,炮兵股又成立,编制两个人,徐庆堂当股长,我还当炮兵参谋。到了1983年,现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刘孟合到我们团当参谋长。在刘孟合参谋长的积极推荐下,徐庆堂提拔为副参谋长,我接替老徐当了炮兵股长。

我想,既然领导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做好工作,把炮兵训练搞好,不能给领导添乱。这也算是一种为领导分忧的意思吧,其他的事我确实想不到那么多。

那两年,炮兵股里除我之外,张效全当参谋,薛春启、李在书先后在股里帮助工作,基本上都是新人,工作积极性很高,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张效全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薛春启和李在书的文字功底比较好,大家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实弹射击,每年都顺利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工作有声有色。刘孟合参谋长带领炮兵分队在何家湾山区驻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从没有出过差错。

刘孟合参谋长提倡工作创新,要求及时总结经验上报。炮兵股每次写材料都要集体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其乐融融。由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军、师每年都会转发几篇我们上报的经验材料。

那几年,文凭热遍全国,大家都千方百计读文凭。1985年上半年,师党委从关心干部成长的角度出发,通过协商地方有关单位同意,号召部队干部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合格者脱产送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可以获得大专文凭。此事对我吸引力较大。我多年来一直为自己没有机会上大学而感到遗撼,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那时部队正在山区驻训,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按时参加了武威地区组织的成人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如愿以偿地被西北民族学院录取了,心中非常高兴。可高兴劲还没过去,却意外地出了一件很不美的事。

师炮兵科为了检验连队训练的真实效果,通知要进行一次实弹射击。我们把几个炮兵连队拉到沙漠里,在市炮兵科和团里领导的监督下完成了射击任务。可在返回途中,有一辆载着20多人的卡车在转弯时因速度过快翻到了沙漠里,虽然没有死人,但包括带车的炮兵参谋在内的不少人都受了伤,有的同志骨折,伤势比较严重。师首长得到报告,非常恼火,经过调查,作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市炮兵科和团里领导以及带车的炮兵参谋都受到了不同的处分,唯有我夹在上级和下级中间,与处分擦肩而过。以后我想起此事,心情复杂而沉重。凭心而论,这次事故我也有责任。当时,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邱衍汉同志已调到我们师当师长,我们团的老政委申成俭同志也调到了师里当政委。我想,老首长们之所以没有给我处分,是不想让部下们受处分的人太多,同时也有对我法外开恩、额外照顾的意思。对于其他几个受处分的同志,我心中非常同情。特别是我们股的炮兵参谋,受命带车的是他,身体受伤的有他,积极抢救伤员的有他,最后挨处分的还有他。唉,真是难为他了。几天后,我在师部办公楼前碰见了邱衍汉师长,向他表达了感谢首长照顾的意思。邱衍汉师长平静地说,噢,接受教训吧。是的,人生的有些教训会让人记一辈子。

七、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

1985年9月初,我离开部队,来到兰州市皋兰山下的西北民族学院(现改为西北民族大学),成为汉语言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我们师同去上学的有24人,除李传文、李韧两名团职干部外,其他都是营以下干部,其中有王建友、薛春启、白传振、汪乃全、张少宁、黄耀明、刘江河、师军、解飞、赵遵国(现为甘肃人大法工委办公室主任)、雷万民(现为宁夏石嘴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另外还有省军区和地方的一些同志和我们一起上课,同编为一个大专班,魏峨是班里唯一的女同学。由于我们都是成年人,系里不再给我们派辅导员,由李传文任班长、李韧任党支部书记,并负责班里的管理工作。

我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语文专业,开设的课程有文学概论、写作、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通过两年的学习,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这些文革时期毕业的高中生知识太浅薄了,许多应该在中学时期掌握的知识都没学到,入伍以后断断续续学的知识也不系统,所以这次学习很有必要。大家都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按时上课,自觉完成各种作业,晚上经常加班加点,努力为今后更好的工作充电加油。

大家对老师都很尊重。由于我们年龄大一些,和老师沟通也比较多,如魏泉鸣老师、李宛老师、李馨老师等,常和大家在一起谈心交流。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经常出入老师办公室送、取作业,感到老师们都比较客气。

脱产在西北民族学院上学,作息时间和地方学生一样,比在部队轻松多了,生活也好。王建友是班里的文体委员,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都给大家发电影票。那两年大学生活真是痛快。

1987年上半年,即我们在西北民族学院的最后一学期,部队干部转业工作开始了。当年是100万大裁军的最后一年,原则上安排已经脱离部队不在编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我也在转业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师政治部曹代颍副主任专门到西北民族学院传达师里关于部分同志转业的决定,大家都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并填写了转业报告表。

1987年7月,我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回到团里办完有关转业手续,就离开了部队。从此,正式结束了我在邱少云部队14年的军旅生涯。

八、尾声

在邱少云部队的经历是我们一生的荣耀和精神财富,是我们终生难忘的话题。我在这里写了所经历的几个生活片断和一些感悟,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由于在部队时年轻,激情有余,理智不足,在和同志们交往中言语和行为有不妥之处,在20年后的今天,也请各位老首长、老战友们一并谅解。

(2008年8月于郑州)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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