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在邱少云部队的激情岁月

难忘在邱少云部队的激情岁月(一)

程 改 生


1974至1987年,我有幸在邱少云部队战斗并生活了14年。这14年,是我激情满怀、努力拼搏的14年;这14年,对我的成长、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我已转业到地方工作20年出头了,但邱少云部队火热的生活,时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许多老首长、老战友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曲折的道路各不相同。我把在邱少云部队的经历写出来,一方面是对我人生道路的回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所有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们表达谢意。

一、应征入伍

1973年底,我即将高中毕业。适逢接兵部队的江忠全、周厚湘两位首长到我的家乡----河南省西华县逍遥公社(现为逍遥镇)接兵。全公社24个大队只有15个征兵名额,我所在的西门大队因人口比较多,所幸分到一个名额。当时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部队声望比较高;特别是农村青年,考大学没有希望,进城进工厂务工没有关系一点门也没有,所以就把当兵作为跳出农门的有效途径,尽管尽了义务仍回农村修理地球的可能性很大,但仍有许多青年人义无反顾的参与到当兵的激烈竞争之中。我的家庭没什么背景,父亲是搬运工人,母亲是老实憨厚的农民,双双不识字,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农。我对家庭不敢有什么指望。当时我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年龄、家庭出身和身体条件,自我感觉都符合征兵要求,也把当兵当成了唯一出路;那时也不知道接兵部队是什么兵种,更不知道是邱少云部队,只要能穿上军装就行,就是不愿意在家种那四分地(我们那里人多地少)。

那一年我们大队规定由贫下中农代表推荐应征人选。我就去找年长的贫下中农代表,喊爷爷叫奶奶,其实一分钱也不用化,就是表明态度;我还去找了大队书记孙荣岗爷爷,表明了决心。当时的大队书记和贫代表对我印象较好,原因是我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可以,还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受到学校表扬;学校放假后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多干活少说话,不怕苦不怕累,在社员中也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实践证明,这些因素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我如愿以偿地进入推荐人选。到公社政审阶段,江忠全教导员还亲自到我就读的高中了解情况,得到了各位老师的称赞评语。以后的全县集中体检顺利过关,江忠全教导员笑咪咪地将我的体检表和政审表从许多表格中检出收了起来。我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

过去我们大队送新兵入伍,有开欢送会的,有敲锣打鼓披红戴花的,可我参军时大队、生产队却没有动静。不过我也能理解,主要是有些干部心里别扭,想送的人没有送走,认为我抢了他们的名额。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我即将出发的当天早上,大队书记孙荣岗爷爷让他的孩子孙广东给我送去了5元路费。这让我很感动,一是当时农村挣5元钱确实不容易,二是我感到大队书记也有苦难言,他既不想得罪某些干部,又不想让我太冷落。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要在解放军大学校干好、干出成绩的决心。于是,我带着这些感动,带着对部队生活的美好憧憬,头也不回地跟随江忠全教导员踏上了南去的列车。

二、新兵生活

新兵列车停靠湖北孝感车站,我们又换乘卡车直接到东山头附近的朱湖农场。离沦河不远有几幢红瓦房,就是8207部队新兵连所在地。在这里,我经历了两个月既紧张又新鲜的新兵生活。

那一年全团只有一个新兵连,约160人,来自河南的西华、商水、伊川。全连分四个排,每排四个班。连长是团作训股的许大怀,指导员就是接我们当兵的 江忠全教导员,我所在的二排排长是周厚湘。一块入伍的马振华、张富胜、李关彪、程新民、白明甫 、何运昌、邵义军、段保清、刘平照、朱运动等,都在二排,同睡在一个房子的稻草大铺上。

新兵思想教育是由团里的各级领导宣讲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日子不好过,我们国内形势一派大好,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连、排长们轮流上大课,宣讲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宣讲我们团的战史,宣讲邱少云的英雄事迹。对邱少云大家并不陌生,当我们知道自己成为邱少云部队的一员时,很自豪,决心要尽快适应部队生活,尽快实现由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当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新闻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方面的内容。部队政治空气很浓,经常开展形式多样地大批判活动。新兵连在各班、排批判会的基础上,要召开全连的批判大会,要求各排推选一人发言。周厚湘排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我在中学阶段就经常写大批判材料,便三下五除二写了十几页(反正都是报纸上的内容),经周厚湘排长审定后拿到全连大会上发言,受到连首长的口头表扬。周厚湘排长很高兴。

新兵连的军事训练,主要以队列为主,还有射击和投弹。我从小就喜欢军事生活,所以每项训练都很投入,成绩都在中上等,投弹最好。大家训练时间都不长,要领掌握一般化,我当时投40多米在全排就是最好的了。夜间紧急集合,新兵都比较紧张,从听到集合哨起,要在黑暗里迅速穿好衣服、打好被包,背上挎包,拿上自己的枪,跑到门外集合,要求时间不超过3分钟。刚开始紧张的很,新兵为了应付紧急集合,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但越是这样,越没有行动;往往是大家睡得正香的时候,紧急集合哨“嘟嘟嘟”的响了起来,一时间什么洋相都有,有的没扣衣服扣子,有的裤子前开门穿到了后面,有的一手掂枪一手提挎包,有的抱着没有打成背包的被子……,就这样,周排长照样带队跑步前进,回来后再一一纠正总结。这样搞了几次,大家都总结了经验,规范了动作,提高了速度,得到了锻炼。

当时团里决定修建一个新靶场,需要用土堆出一个小山似的靶挡,用于步兵射击训练。全团多数连队都参加了修建工作,新兵连也一边训练,一边参与修建靶场。那时候没啥机械化,全靠广大战士肩膀挑。每人一根扁担,两个竹筐,挑筐运土,积土成山。大家都习惯地称之为“挑靶场”。这是体力活,有的新兵几天下来,腰酸腿疼,情绪低落。我却不怎么累,原因是我当兵前两年经常拉板车,身体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当兵前家庭生活困难,为了补贴家用,我和弟弟经常利用星期天或假期帮助社直单位用板车运输货物,运输一千斤货物走33公里路到漯河可得运费5.03元。夏天炎热似火,冬天滴水成冰,有货就走,不敢耽搁,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后来我想,那样艰苦的生活,反而是好事,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锻炼了我的意志,还锻炼了我的处事能力,为我后来当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在“挑靶场”时,不感到累,并且心情愉快,趁休息时写表扬稿,有时兴起还写诗歌,听到广播里播出自己的稿件时,心中自有一番愉悦。

新兵连的伙食不得不说。当时步兵的伙食标准是每天0.45元。这在那时候已经不错了,在老家的生产队干一天活挣的工分才值0.2元呀。孝感地区吃米多,吃面少,并且是信阳产的糙米(当然没有现在的黄金晴米好),许多新兵吃不惯,有的拉稀,有的肚胀,有的想家。我倒没有什么反映,反而觉得比在家里生活好。1973年的农村老家,主要食品是红薯。现在说红薯是太空食品,营养丰富的不得了,可那时候一天到晚吃红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吃的人胃里流酸水。我想新兵连的大米白面总比在家吃红薯好。1974春节,我们是在新兵连里过的。连里组织大会餐,还自己动手包饺子,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所以,我没有感觉生活不习惯,也没有想家的念头。

大家都是刚到部队,积极要求进步,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总是天不亮就有人偷着起床打扫卫生,有的人起的太早,打扫完天还不亮,又睡下了,一会儿又有人起床打扫卫生。每天室内室外总是干干净净。我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按照排长的吩咐出墙报,办大批判专栏,制作训练成绩表上墙,及时汇总训练成绩等,干得有滋有味。

新兵连的生活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我感觉挺好。生活比家好,每月有6块钱津贴,星期天还让休息一天,可以洗衣服、逛街。在农村老家哪有这种待遇,生产队一年365天干不完的活,农民永远没有星期天。但最好的感觉还是挣脱了盘根错节各种人情关系的羁绊,新兵们在部队首长心目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形成了一种人尽其才、量才使用的机制。

转眼到了1974年3月初,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就要结束了,大家都特别关心下连队的事,都关心着自己的命运。当时是一、二营搞生产,三营搞训练。好象部分新兵不愿意到一、二营,认为在家干农活,当了兵还干农活,没意思,但又不敢说出口。周厚湘排长征求过我的意见,问我想到那个单位。我当时对各连队情况也不了解,心中没数,就含含糊糊说:服从组织分配,到哪个单位都中。

分配名单很快就公布了。我意外的被分到了团管理股。有人说我是机关兵,有人说我要当文书。我懵懵懂懂地去到管理股报到。

三、下连锻炼

管理股主要领导是潘国永协理员,1959年入伍,正营级,给人的印象既艰苦朴素又和蔼可亲,是个没有一点架子的政工干部。到管理股的第二天,潘国永协理员很和气的找我谈话,明确告诉我文书一职空缺,准备让我当文书,但需要先熟悉部队情况,先到团直120炮连锻炼。我听了潘协理员的话很高兴,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干好啥。当天还写了决心书,再次表明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努力干好工作的决心。潘协理员说决心书写得好,把真情实感写出来了,并派人把我送到了120炮连。

当时,胡友林是120炮连连长,靳保志当指导员。我被分到了侦察班,和何海棠在一起。老兵们说,侦察班是炮兵的眼睛,炮兵能不能打得准全靠侦察兵提供射击诸元,射击诸元是计算出来的,所以侦察兵要有文化,要头脑灵活。我听了很高兴,想学学炮兵射击知识,对炮队镜也很感兴趣。班长严肃地说,炮队镜属于精密仪器,比一个火车头还贵,不敢乱摸,弄坏了要受处分。我再也没摸过那玩艺儿。

120炮连为全团建设新营房作筹备工作,整天出工干活,搞付业生产种菜,要么就是政治学习,搞大批判。政治空气浓厚,部队纪律严明,作风令行禁止,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干部和老兵以身作则。有一天晚上该我站岗,我却忘得一干二净,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才知道何海棠因我没去接岗一连站了4个小时。班长后来也没批评我,说新兵误岗正常。我现在想起这事还有点感动。在120炮连两个多月,虽然没有学到军事技术,但该连过硬的作风给我印象很深刻。

1974年5月份,我被调到团直通信连有线排总机班。这是潘国永协理员有意让我熟悉多个连队的情况,加强锻炼。那时赵世举在通信连当指导员,宋子金当有线排长。总机班的总机是一台几十门的人工交换机,为全团的通信联络服务。总机班人员不仅要值班守总机,还负责查线路排除故障,平时还要参加有线业务训练。副班长薛松甫是河南唐河县人,平时象老大哥一样,亲切和蔼,总是乐哈哈的,在接线头训练中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有一次过河线路出现故障,电线杆是两根木杆接起来的高杆。我说我上去,薛松甫同志怕我出危险,坚持他上。河道里有风,风吹高杆微微颤动,我看见他坐在上面晃晃悠悠,喊着让他小心。他冲我笑笑,有条不紊的作业,直到故障完全排除,才不紧不慢地下来。他那种沉着处事的稳重,那种老大哥的慈祥,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有线兵的训练科目中有一项是用脚套爬电杆。这是在工具缺失的情况下用简易绳套戴在脚上跃上电杆排除故障的一种技能。只见老兵们戴上脚套,双手抱杆,蛙跃式上升,节奏明显,动作轻盈,瞬间即到杆顶,尔后站直身体,哧溜一下滑到地面。整个动作不到3分钟,干净利索,有板有眼。我刚开始没掌握要领,费了老大劲还是上不去,勉强上到半中间,就气喘嘘嘘退了下来。宋子金排长一边给我纠正动作,讲解要领,一边鼓励我不要急,慢慢体会,一点儿也没有责备的意思。我认真琢磨,勤学苦练,正课时间跟着老兵学,课余时间自己练,逐步掌握了要领,学会了用巧劲,实现了木杆上下自如,又练习上水泥杆,后来高大圆滑的水泥杆也能一气上到顶端,再哧哧溜溜滑到地面,动作娴熟,不嘘不喘。

我在通信连5个月时间,和不少干部战士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我调走时,指导员赵世举对我在通信连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并给我记连嘉奖一次。

四、在管理股当文书

我们团那时叫8207部队,以后又改成33566部队,归属于武汉军区独立师;宋进儒任团政委,邓盛国任参谋长,李兴敏任政治处主任。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邱衍汉在团司令部任作训股长,1974年4月份他调到一营当营长,原120炮连连长胡友林提升为作训股长。

大名鼎鼎的邱少云原是我团三营九连三班的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一次战斗中,为了完成集体隐蔽潜伏的任务,烈火烧身,岿然不动,壮烈牺牲,荣获特等功臣、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的称号,从而闻名于世。我们团从此也就成了响当当的邱少云部队。

管理股是团司令部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团直机关的行政和后勤事务,同时也协助参谋长管理团直各连队,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1974年9月至1977年10月,我在管理股做文书工作,其实就是抄抄写写、统计实力、上情下达等为司令部、政治处和团直连队服务的工作。参谋长邓盛国兼团直属队党委书记,潘国永协理员是副书记,负责具体工作。平时,主要是潘国永协理员向我布置工作任务。

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字机和复印机。全团只有一台手敲式打字机,工作效率不高。机关里写材料,一般是定稿以后找人专门滕抄;需要多份的,就垫上复写纸,用圆珠笔复写,有时也刻钢板油印。我在当文书期间,为机关刻钢板、抄材料,感觉有用不完的劲,不管是司令部的参谋还是政治处的干事,只要拿来我就干。我一人能干的,就自己干;我一人干不了的,就发动团直连队的文书帮助干。如毛主席五十年代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潘国永协理员在参加全团营以上干部学习班时学习急用,我就组织人员及时复写了20多份,每份有几十页之多,达到人手一份,保证了学习需要,领导们很满意。有人看我天天忙忙碌碌,有点不理解,说管理股隶属于司令部,不是隶属于政治处,政治处的材料可以不管他,让干事们自己干。我不这样认为。我想人家拿来,是相信我,看得起我,说明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要干好;同时这也是一个练字的过程,学习写材料的过程,更是一个和机关干部处好关系的过程。所以,我无怨无悔,感到能帮助别人做点事,心中还有一种成就感。在这里,我特别感谢特务连连长彭培华、指导员杨银平、团直炮连指导员程宪会、连长程夫生和当过文书的康广亮、苑玉林、李传林等老战友,我们配合非常默契;他们在工作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1974年处于文革后期,三支两军刚刚结束,大量的三支两军干部回到部队,部队干部严重超编。我们一个营级单位的管理股就有三个协理员、八个半股长(其中一个副股长)。有不少干部无事可做,等待国家政策准备转业。这些同志的资历都不浅,有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有的参加过西南剿匪,都对国家作出过贡献。我作为管理股文书,他们都是我的服务对象,都慢待不得。我尽量做到一视同仁,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和老领导们处的都不错。

管理股有一个勤杂班,成员有理发员、招待员、小车司机、团首长小伙房炊事员。文书是班长职务,负责勤杂班的工作。因为各人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上都是各干各的,我平时主要是组织大家学习报纸,打扫卫生,搞付业生产等。那时候年轻,身强力壮,精力旺盛,情绪高昂,充满了青春活力。凡是组织打扫卫生、搞付业生产,我都积极参加,挑大粪浇菜地,从不怕脏。不仅如此,我还主动为管理股各办公室提开水,几年如一日;主动学习理发,帮助理发员挑水,为机关人员服务、做点小事情等。通过这些小事,蠃得了大家的好感。197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终总结时,有人推荐给我记三等功。管理股报了两个人,另一人是炊事班的同志,可团里只给了一个指标。这时潘国永协理员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一个人的成长进步,不完全在于立了什么功、有多少荣誉,眼光要放远,心胸要开阔,不要在一时一事上计较,在荣誉面前不要伸手;他说炊事班的同志相对辛苦一点,建议我放弃这次立功机会,不要争。我听了潘国永协理员的话,愉快地表示坚决不争不闹。这样,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还表扬我觉悟高,并报团里批准,给我记团嘉奖一次。

1976年上半年,为了加强河西地区作战兵力,中央军委命令将我们全师调往西北河西走廊地区,归兰州军区XX军建制,我们团的番号也随之改为84897部队。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我们部队一直在湖北驻防,先在武汉市,后在孝感地区,一年四季有青菜,连队还可以养猪养鸭养鱼,生活条件比较好。于是有人私下议论西北生活艰苦,冬天吃不到青菜,“地面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山上四季有冰雪,拉尿要用棍子敲”。团里紧急动员,加强思想教育,号召发扬邱少云部队的光荣传统,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命令,不怕艰苦,克服困难,按时开赴西北前线(当时西北主要是对苏联防御)。全团上下积极行动,收拾打点,搬运装车,准时启程。我是随团机关于6月30日上火车从孝感出发,经过5周夜行程,7月初到达甘肃武威驻地。这是一次大张旗鼓的军事调防行动,沿途有地方政府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欢送、欢迎英雄的邱少云部队,《参考消息》显示外国媒体也有评论。

新营区位于武威市城东边的新城。这是一个大土围子,四周土墙、炮楼全部用土夯实砌成,在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看,方方正正,刚好一平方公里。有资料记载,这是清朝政府所建,供在西北的满族人和朝廷官员居住,主要是为了保护安全;从新疆到甘肃,这样的土围子有十座。据说建造土围子时,在土里面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小米汤,增强了土质的粘合性,才使土围子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而巍然屹立。西北干旱缺水,树木不多,大树很少。但新城内外的大杨树又高又大,粗大的树干一人抱不住,排列整齐,形成了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非常喜人。有人说这是红军杨,并说在杨树枝里面隐藏着红五星。我半信半疑,有一天在杨树下面走,顺手在地上捡了一条枯杨树枝,从关节处折断,啊,里面果然有一个殷红色的小五星。新城在解放前曾是马步芳部队的军营。据说当年红军西路军河西战败,有些被俘的红军官兵就关押在这里,受尽折磨和摧残,被强迫植树,树死人死,树活人活。这些参天大树是红军官兵用生命换来的一片绿色,是红军生命的延续。人们为了纪念植树的红军官兵,亲切的称这些大杨树为红军杨。啊!红军杨三个字,包含了多少摧人泪下的故事,包含了多少后人对红军的景仰之情,又包含了多少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期望啊。我望着高大的红军杨,眼里噙着泪,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武威在古时候叫凉州,著名的马踏飞燕就在这里出土。从地图上看,武威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离古代长城不远。大家都希望一睹长城的雄姿。有一次在熟悉防区地形的时候,胡友林股长说今天可以看到长城。大家都非常高兴。汽车在沙漠里崎岖不平的路上行进,沙漠边缘有村庄,往里走能看见沙枣树,再向里只能看见一个个大沙丘,黄澄澄的沙漠一望无际。最后汽车停了下来,大家吵吵着说,哪里有长城啊?没有看到啊。胡友林股长笑着回答,我们刚才就从长城跟前过来的,回去的时候在长城边上停一下,让大家好好看。回来时汽车在一处土丘旁边停了下来,大家恍然大悟,这就是古代长城遗址。土丘差不多快让黄沙掩埋完了,哪里还有长城巍峨的身影?大家在一片唏嘘声中上车而去。河西地区的长城都是土长城,经过两千年的风雨剥蚀,好多都没有了。我们坐火车经过河西走廊时,偶而也能看到残存下来的长城遗址,都是独立的土垛子,和想象中的长城完全不一样。

到西北以后,管理股和邱少云连队----九连的营房相邻。经常看到军报的记者在九连采访,报纸上也经常报道九连的消息。九连在大操场上进行刺杀训练,随着连长薛新颍洪亮果断的口令,全连杀声震天,刺刀闪闪,辗转腾挪,整齐划一;九连的队伍行进在军营大道上,军容严整,步调一致,士气高昂,军歌嘹亮。陈志林那时是三营营长,经常见他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面具,拿着木枪,指导九连战士练习刺杀。我感到九连比其他连队政治空气更浓厚,工作更紧张,要求更严格,英雄连队就是不一样。

部队工作强调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有布置,有落实,有检查,有点评,严格要求。我在管理股也养成了认真办事的习惯,不敢马虎大意。有一个星期六晚上约10点钟左右,团司令部突然通知星期天早上部队照常出操。我赶快拿着电话记录本去请示潘国永协理员,可他没有在那间宿舍兼办公室里。那时也没有手机,找不到领导,怎么办?在一般情况下,部队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是自由活动,不安排工作;上级通知星期天早上部队照常出操,一定是有什么来头;我如果等领导回来先请示再通知,说不定会误事;还不如我先通知连队,领导回来后马上报告。我拿定主意,立即通知了团直各连队。星期天早上,团首长亲自检查部队出操情况,团直各连都能按时出操,可也有其他连队没有执行团的指示。星期天上午,团里召开营、连主官会议,团首长严厉批评没有出操的连队。潘国永协理员开会回来高兴地对我说,团直受到了表扬,以后就是这样,处理问题要机动灵活。

1976年9月9日,中国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部队在9月初就进入了战备状态,要求探家人员归建,平时不准外出。大家也不知道什么事,对战备早已习以为常了。9月8日,司务长田林山对我说:猪没吃的了,明天炊事班到民勤县拉猪糠,人手不够,你如果没事也去帮帮忙。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在得到潘国永协理员的同意后,第二天天不亮乘车出发,一路上饱览了腾格里沙漠的风光,到民勤县拉了满满一车小米糠,于下午四点多回到武威。进到城区,感到气氛不对,街上有当兵的端着枪巡逻,还有不少人围在一起听广播,我们也听不清讲的啥;快到营区的路上,看到拉弹药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向南驶去;营区大门口过去都是战士站岗,这时却看见一连排长赵富森(后来做到青海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指挥车辆出入。我想可能出大事了,有一种紧张的情绪袭上心头。因为我是机关的军械员,司令部、政治处的枪支弹药等装备还在我的箱子里,没有发下去。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果然,我们的车在管理股门前刚停稳,王仲辉副参谋长就匆匆忙忙赶了过来,大声对我说:小程,毛主席去世了,部队拉到了山里,你赶快带上机关的武器装备追部队去,我负责在家里留守。说着,他扬手给我拦了一辆拉弹药的车,催我快走。我来不及多想,三步并着两步跑到宿舍,以最快的速度打好背包,带上平时早已准备好的装备箱,乘弹药车向城外赶去,天黑以后在武威市南营公社山区赶上了部队。许多连队徒步行进刚刚到达,正在分配民房安排宿营。邓盛国参谋长命令我马上把武器装备发下去。我不敢怠慢,连夜把司令部、政治处的枪支弹药和团首长的望远镜等装备送到各人手上。

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他老人家逝世,举国悲痛,山河失色。部队干部战士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些老同志更是痛哭流涕。大家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对以后的形势发展感到迷茫。部队和地方联合召开追悼大会,会场布置在一个大院子里,主席台上堆满了花圈,挂着长长的挽帐,一个部队战士和一个基干民兵持枪伫立在毛主席画像两侧,日夜守灵;警卫分队在会场周围占领有利地形,保卫会场安全。部队列队站在会场中间,人人立正俯首,神情肃然。会场周围站满了群众。宋进儒政委致悼辞,历数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几乎是一字一泪,声泪俱下;会场上庄严肃穆,有人在低声哭泣。可能是心情沉重、抑或是太紧张的缘故,有几个战士突然晕倒,被人抬了出去。我开始不以为然,慢慢地也感觉头脑昏沉,但不敢动,不敢抬头,一会儿眼冒金星,站立不稳,再后来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会场隔壁群众家的土炕上,卫生队的同志守护着我。我感觉出了一身的冷汗,冰凉冰凉的,军衣都湿了。后来,部队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情况,就又返回了新城营区。

新城营区的西北角有一个大靶场,经常有连队在那里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管理股的弟兄们要么是各干各的工作,要么是开会批判四人帮,到西北后还没有打过靶。特别是勤杂班的人员,多次在我面前鼓动打靶的事。有一天趁中午休息时间,我领着勤杂班的几个人,背了一支自动步枪,拿了一百多发子弹,跑到靶场乒乒乓乓打了起来。大家轮流上阵,自选姿式,打光子弹,尽兴而去。谁知没多久,此事传到了领导耳朵里。领导说我违反纪律,要我在党小组会上作检讨。我开始感到无所谓,认为当兵的多打一次靶算个啥事。潘国永协理员利用晚上时间找我谈心。他说当兵的积极要求参加训练、想打靶也不是坏事,但事先不报告、擅自带领全班打靶就是违反纪律,再说炊事班的同志也想去打,很有意见。他说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早检讨比晚检讨好,早承认错误,表个态,以后改正就完了;人犯错误很正常,承认错误并愿意改正还是好同志,但不承认错误就是态度问题,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小错会变成大错。潘国永协理员还说,承认错误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恰恰相反,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人修养好、素质高的表现。那天晚上潘协理员和我谈了很长时间,还举了一些真人真事的例子,给我印象比较深。我后来常常想,潘国永协理员是在教我怎样做事、怎样做人、怎样在逆境中处理问题,是让我尽快成熟起来,在人生的旅途中这种推心置腹的教育太重要了。我后来按照潘协理员的要求,在党小组会上诚心诚意地承认了错误,很快得到了同志们谅解。实践证明 此事后来对我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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