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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似乎充满了无穷机遇的美国长大,美国年轻人为何逐渐失去了乐观主义精神让我感到沮丧。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回到1933年或许会有所帮助。那一年,美国陷入了严重衰退,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数以千计的欧洲知识分子、犹太人以及其他人士离开了欧洲,来到美国,大幅增强了美国的科学实力。1939年二战爆发,此后6年,欧洲被夷为平地,亚洲工业城市遭到大肆破坏。为了抗战,美国大陆增强了自己的制造产能,并且在冲突期间没有遭到过敌方的轰炸。


1945年,美国无疑是全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领袖。美国的大学卓越不凡,30年代欧洲移民的到来丰富了其文化生活。这种领袖地位持续了35年,直到1980年。前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旅伴号(Sputnik),震动了美国,因为它当时并没有重视前苏联的科学实力。接下来的10年,美国致力于人类登月计划。政府增加了太空研究资金,最终实现了登月目标。


我们的太空研究促成了硅谷的崛起,源自卫星计划产品的技术创新增强了美国的工业实力。不过,到了1980年,在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推动下,欧洲重新站稳了脚跟,而日本的汽车和电子工业发展势头也颇为强劲。我们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忽视了这种转变,并且变得自鸣得意。


当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时,我们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纺织、服装及鞋品制造流向了拉美和亚洲。到1990年,许多原来在美国制造的产品都已经在国外生产。此外,外国的汽车制造商夺走了底特律的市场份额,我们也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石油。


我们开始将自己视为服务型经济体,却没有意识到服务并不适合出口。过去20年,我们的国际收支逆差已扩大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将我们的货币置于险境,因为我们的低储蓄率要求我们通过从国外借款来弥补差额。

我们感到债务负担如此沉重的原因之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所需的贷款在稳步增加。上世纪50年代,每增加1美元负债,美国经济可增长73美分。60年代为65美分。到80年代仅为34美分,而进入本世纪迄今,这个数字仅为不足20美分。


我们都知道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的数学和科学水平下降了。4年级时,美国孩子几乎是世界第一;到8年级时,他们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孩子基本持平;而到12年级,他们则远远落后。如果你走过我们各大科技大学的实验室,你会看见许多亚洲面孔。他们当中有些是在这里长大的美国人,但许多是外国学生。过去,多数外国学生都会留下,享受开放社会的好处,而现在许多学生都会回国。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许多外国学生都很难获得签证,而现在他们的祖国又存在大量机遇。今天,美国只在五个产品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计算机硬件、软件、生物技术、航空和娱乐。这不足以向一个有3亿人口的国家提供工作机会。


美国的衰退酝酿已久,即使这种趋势能够被彻底扭转,也不会很快。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下一任总统拥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因为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得到改善前会进一步恶化。


要想开始扭转衰退趋势,我们需要投入巨资,开展一个类似于登月的计划,将矿物燃料转变为替代能源。我们需要为技术创新和生物技术提供研究资金,其中包括干细胞研究。我们需要主要依靠核燃料来发电。我们需要将基础设施带入21世纪。


下任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阻止美国陷入在资金和能源方面都依赖于外国的境地。我们拥有实现这些目标的人力资源。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这个意愿。


去年,我做了一个关于美国已经到达其经济顶峰的讲演。我指出,英国在1912年达到了峰值水平,而英国的生活仍然十分舒适,因此我对自己的国家已开始逐渐陷入衰退并不是太担心。


演讲结束时,一位年轻人走到讲台边。他告诉我,过去20年他一直在阅读我的作品。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他说:“有一件事你或许应该知道,荷兰在1617年就达到了巅峰,但那里的生活现在也仍然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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