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力量—天狼 第一卷:大西洋 第八章:格瓦拉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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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俟先生来台,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啊!”在台北圆山饭店的金龙厅内,当甜美的服务员为每位宾客上到第三道菜:鸳鸯明虾球之时,坐在席间主位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微笑着率先举起了手中的酒杯,起身敬酒。“愧不敢当,愧不敢当,万俟昊随家父漂泊海外多年,此番赴台还要连主席多多提携。”望着落地窗外基隆河景的万俟昊连忙起身,与连战及诸位国民党的要员一一碰杯。“万俟先生才干出众,在台湾必能有一番大作为,提携之说从何谈起,今后只怕是我这位老朽要请你多多襄助才是。”连战与万俟昊相视一笑,各自喝完了杯中醇酒。

那一夜的接风宴上,日任国民党要职的诸位党魁轮番向万俟昊敬酒,但是在那富丽堂皇的金龙厅内大家所畅谈的无非是一些嘘寒问暖的套话。万俟昊也深知政权更迭之后,台湾岛内的号称“八大金刚”的情报部分都已改投门厅,而连战等国民党要员的行动更可能早已在对方的严密监控之中。如果不是总参二部为了他的这次赴台早已进行了充足的准备,连战等人也不敢如此大方的在台北最著名的圆山饭店大摆筵席。

“越是隐秘的渗透越是大张声势,毕竟你此后还要在岛内长时间的开展工作。”欢宴散去,已有些微醺之态的连战挽着万俟昊的手走出圆山饭店。但是邀请万俟昊坐在自己的专车之后,这位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却突然微笑着对身边的万俟昊说道。“凭心而论,我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执行这样的任务。”在相对隐秘的车厢内,万俟昊不禁感叹道。“事实上我也没有想到最终我们和北京方面竟会有这种方式开始‘第三次国共合作’。没有办法,在完成‘军队国家化’之后,事实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国民党已经无力保护自己。一夜之间我们这个拥有数百万党员的政治团体又回到了同盟会时代。”连战苦笑着回答道。在一路前行的漫漫长路之上,连战开始向万俟昊讲解台湾当时所面临的局面。

一个民族要自立,则势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而军队规模和这个国家的环境关系密切,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所处的战略处境便空前不利,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就必然要求中原的汉民族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常备军。但是如何有效的统摄这支力量,一直是困绕中国统治者的大问题。唐朝设重兵于边塞,内腹空虚,东北的边防军安禄山一反,势如破竹就打下两都,回头平叛还主要依赖西北的边防军——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而且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朝廷无可奈何,这是尾大不掉的弊端。宋朝全面修正,把全国主力集中于京师附近的禁军。内部倒是安宁了,却造成边塞军力不足,而且大批军人在首都附近的繁华地区娇生惯养,其战斗力大成问题。弊端就是边防不振,最后成了汉民族政权里头一个被彻底征服的政权,汉民族结结实实当了近百年的三四等人。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一定程度上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首都靠近边塞,周围自然可以集中大量军队,另一方面,北京地区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将士饱经风霜之苦,不会象内地驻军被温柔奢华弄得有气无力。这一决策一直为明清所沿袭,也就保证了明清的统治在传统条件下相对稳固。

满清灭亡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对民主宪政的热情出现了空前的高涨,但是如何实现对军队的控制上却成为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皇帝这个旧权威被打倒之后,军队的效忠对象发生了迷茫:理论上当然是国家,可谁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就开始了分歧:政客们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误国卖国,倒很容易把这些帽子戴到对手的头上。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军队在思想上产生迷茫,在政治利益的唆使之下各级军官蜕化为军阀互相攻伐也就成为了必然。而在接连碰壁之后,孙中山接受苏联的经验,最终在黄埔缔造了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最终在蒋介石的手中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扩充太快吸收了太多旧军阀的力量,以及国民党党内先天不足的派系林立,最终导致了国民革命军迅速腐化、堕落,最终被从其中破茧而出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中国人民国防军赶出了大陆。

而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曾一度颁发戒严令,以党、政、军、特为四大统治支柱。可以说与其在大陆“国统区”的统治手法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长达38年的戒严期间,台湾岛内共发生政治案件29000多起,受迫害的人超过14万人。更有很多政治谋杀,比如著名的台湾军情局派黑社会杀手到美国杀害作家江南。因此在1987年蒋经国先生宣布“解戒”之后,从新店军人监狱、土城仁教所、内湖、泰源及绿岛等所谓民主斗士们便开始大力的鼓吹“戒严让台湾民主付出了沉重代价”,应该推行“军队国家化”。

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就是指军队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的人士拥有,无政党派系的分别,隶属于全国人民所拥有的,使全国的军队皆受国家的编组和控制,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先驱者眼中,“军队国家化”不仅是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同时也是维持国家安定的关键基础。但是在孙中山等人的宏伟蓝图之中“军队国家化”并非是可以一躇而就的事情。

早在新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便提出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军起事,到革命的完成、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就是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思想,即经过军法时期、约法时期,最后到达宪法时期。“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孙中山的“三步说”,既表明了他对民主共和的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又表明了他一直为真正实现民主共和的目标寻求具体的途径,使他的民主共和思想具有较高的现实性。而“军队国家化”正是国家结束“训政”时代走入“宪政”时代的重要标志。

“诚如贵党先贤周恩来先生所提倡的‘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在今日的台湾虽然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但事实上所谓的民选政府依旧是建立在‘街头政治’和‘黑金政治’之上的。广大民众依旧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前提枉谈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事实上不过某些为盗取国家武装推行自己即定政策的伎俩而已。”身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连战显然对目前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洞若观火。

在国民党的百年历史之中曾两度宣布实施“军队国家化”,第一次是在1945年9月,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首次宣示军队国家化。紧接着于10月10日,它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达成双十会谈纪要。12项的协议之一就是第9项的军队国家化。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消弭中国共产党武装的一种政治手腕而已。最终在1947年所谓的“军队国家化”进程最终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所悍然终止了。而第二次则是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由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政治家所推动的实施。如果说第一次“军队国家化”不过是一场政治秀的话,那么第二次“军队国家化”则完全是一场监守自盗的“窃取权力”。

李登辉可以说是国民党中的“戈尔巴乔夫”,为了巩固自己的那来之不易的权力,推行他个人的“台独”理念。他一直视庞大的国民党为自己最大的障碍。只是他个人没有戈尔巴乔夫那般巨大的权柄,国民党也还没有象苏联共产党那般病入膏肓。因此他只能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不断从内部分裂国民党。同时在西方世界舆论的帮助下推行所谓的“军队国家化”。 随着国民党的分裂,军队最终被冠之以“国家化”。但事实上所谓“国家化”的军队实际上不过是“李登辉化”的军队。

“军人也是有欲望的。先不说‘利’,但说‘名’。干了一辈子的军人,在台湾地区的军队当中自然会有一些人希望能在退役前不论时间的长短最起码能拥有个少将头衔。这是因为不管是少将还是上将,他们都可以被称之为将军了。但是军队已经执行‘精实案’多年,成为将级人物可以说是越来越困难。所以,除了实力、表现等等,想要升官的部分校级军人很自然地要学会跟随着政治正确这条路线或风向走。”谈起台湾军队高层这些年来的变化,连战多少有些痛惜。

台湾军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有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分,所谓“外省人”大多数49年后随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的那一批人及其后代,虽然人数不多,但却由于长期以来在军队中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更有机会被委以重任。所谓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之中中上级军官大多是“外省人”,而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却大多是“本省人”。为了变“蒋家军”为“李家军”,李登辉提出了所谓高级将领“年轻化”。但当人们发现在“年轻化”招牌下提拔担任要职的都是台籍将领时,才明白李登辉所谓的“年轻化”,不过是将军队台湾“本土化” 和“李登辉化”而已。在掌握了军队之后,李登辉便不顾自己所谓推行“军队国家化”的门面,在其任内频频以党政军领导人的身份干涉军队的行动。

1991年,台湾军队曾在“行政院长”郝柏村默许下,由秘密拟订了一项作战计划。该计划准备让参加行动的台军打着年度例行性“汉疆演习”的旗号,预备由45名精锐伞兵突击队搭乘8架陆军UH-1H直升机强行登上钓鱼岛,然后锁定炸毁日本灯塔设施,紧接着为宣示主权插上“中华民国的国旗”,再由海空机舰掩护撤离。但却由于亲日派的李登辉的横加阻挠而最终胎死腹中,致使中华民族一度错失“保钓”良机。

而对于这种手法,陈水扁自然“萧规曹随”,提出他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大目标就是军队国家化。严格来讲,已经国家化的军队要服膺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与宪政体制、严守中立的立场、不介入政治斗争和不做为私人武装斗争的工具。但实际上却上台伊始便掌握与控制了台湾情报机关。更安插了众多民进党员进入军队高层,例如国防部副部长康宁祥等。在短短几年,陈水扁便至少核准晋升了300多名将领。而那些保有“大中国思想”以及“不支持防卫性公投”的将领当然无缘上进的。而一直鼓吹“政工无用论”的陈水扁曾一度宣称台湾军队的政工系统的职掌与功能已重新调整,从过去特定政党的“监军”转变成真正保障官兵福祉的单位。但事实上所谓的变化,不过是总政治作战局早就不再灌输给军人有关台湾独立的不好。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军队中树立“台湾人”的意识。当然,能够接受台独的这一批职业军人就变成了主要的争取对象。可以说在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不过是台湾军队的“民进党化”和“台独化”。而宪兵部队和台湾海军陆战队更成了民进党全力掌控的“御林军”。

“我们的政党曾经有涌现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曾经打响过‘武昌首义’。一旦民进党铤而走险,我相信我们的党员和军队都会群起而攻之的。”面对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军队的全面控制和在“台独”的路线之上日渐走远,国民党内部不乏慷慨激昂之士。“现在是21世纪,我们的党员还能面对雪亮的刺刀而不退缩吗?还能从已经被台独思想洗脑的军队之中找出众多仁人志士吗?即便可以,仓促成军之下的乌合之众也始终无法匹敌职业化的虎狼之师。”对于这些豪言壮语,连战却有着清晰的认识,经过了百年的风雨飘摇,连战相信在今日的国民党中或许不乏宋教仁那样的政治家和陈布雷那样文胆,但是恐怕再难寻觅黄兴那般的军事领袖和蔡锷那样的军中豪杰。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数倍于己的环境之下孤军奋战,曾以简陋的武器打败过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虽然他们曾经与我们背道而驰,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他们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连战等国民党元老的极力倡导之下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在台湾海峡的上空悄然揭开。

万俟昊抵达台湾之后,首先要作的并不是对民进党的渐进式“台独”采取相应的攻势,而是在国民党的帮助之下着手开办“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上只是一家为岛内企业提供安全保护服务的科技公司。但在招聘安保人员的掩护之下,万俟昊开始秘密的训练一支能在危机关头左右台湾政局的武装。“必要的时候,你和你的部队必须能够阻击民进党的军队、保护国民党的首脑24小时以上,24小时后我们的部队便有把握解放台北。”这便是曹阳上将对他的期许。

除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中抽调的少数精英之外,万俟昊的“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一线兵员来自于台湾各地的眷村子弟。眷村并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湾当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是时代的产物。1949年,大约120万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军眷、流亡学生及企业家、公务员等,背井离乡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他们随即进驻台湾各大军事要地。而那些逃难的人几乎没带什么钱,家属当然也没地方住。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台湾当局动用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安置,无法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的眷属,就暂住在学校、寺庙、农舍或牛棚里,有的还自行搭建了简陋的临时住所。这就是眷村,也是台湾最早的社区。据统计,当时鼎盛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

对于台湾而言眷村是个独立的小社会,这种封闭状态也形成了眷村人非常排外的性格。每当碰到村中打群架的时候,那打架双方就一定是眷村人与台湾本土人。有时候是眷村人一同赶走来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有时候是眷村人帮助受欺负的眷村人,与村外人大打出手,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学生之间。可以说,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过童年的。

而眷村人的政治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眷村”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含义,等同于反“台独”。当年迁往那里的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他们服从于国民党,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在迁居的早期,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虽然随着国民党失去执政权以及党内分裂,这样的场景在近年来已经不多见了。眷村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反“台独”的理念一直不曾动摇过。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时有抛出“台独”言论,几乎每次都会遭到眷村人的强烈抗议和反对。他们有着至死不渝的“祖国认同感”。在他们心中,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土地。

因此当国民党通过自身的网络向眷村居民发布了相关信息之后,数以千计的眷村青年便经过严格的政治筛选之后,加入到了“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的旗下。成为了国民党在未来岛内政治博弈之中最为坚定的武装基石。而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民进党执政的后期,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政治旗号,到处怀疑“匪谍就在你身边”;对台湾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给统派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使台湾社会处在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中。难怪社会各界以“绿色恐怖”,来形容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择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卑劣手法。台湾南部泛绿阵营的地下电台在广播节目中号召“勇敢的台湾人”组成“敢死队”,不惜流血、牺牲性命,一定要找机会杀死连战、马英九等“中国代言人”。虽然双方真正的剑拔弩张最终没有出现,但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激烈的暗战事实上从未终止过。

而在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中,民进党更一手炮制了所谓的“3.19”枪击案试图在票选不利的情况下制造混乱。台湾宪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奉命开进台北,实施全面戒严。而台湾各特种部队甚至接到了攻占国民党总部,扣押国民党首脑的“特别行动令”。在这样的危局之下,真是万俟昊率领着“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安保”部队连夜驻守国民党总部,作好了迎接恶战的准备。才最终令一场腥风血雨消弭于无形。

此刻时过境迁,台海上空的阴云已经被大中国的雄风吹散于无形。重新站在“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的顶楼,遥望着整个台北。一个全新的责任感不禁油然而生,分裂和内耗已经远去,剩下的将是便是如何在新的世纪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历史价值并未消失,相反在未来的岁月里将焕发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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