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

中国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

约翰·克里克/文

运动员退役后生存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伴随着奥运,中国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


退役运动员就业困难

宽敞的宿舍内,正为今夏奥运会备战的中国体育精英们经过一天的训练后,现在已酣然入睡。而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内,几个运动员还在抱书苦读──在一名华裔美国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英语。

这其中就有1997年世界体操锦标赛银牌得主周端。周端表示,这项新技能会帮助她为退役后的生活做准备,一旦“不再享受国家队的照顾”,她将来可以为一些体育代理机构或外国赞助商工作,从而开始新的生活。

全世界的运动员在体育生涯行将结束时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接下来该干什么?对于一个往往在30岁之前就要结束运动生涯的行业,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酷。中国体育行业供养着数千名运动员,不过现在给退役运动员分配工作──比如教练职位──已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么容易了。

然而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在中国,那些最具潜力的运动员6岁就被送到集训营,在那里,文化课学习要远远让位于体育训练。“一旦进了国家队,功课就很少了,甚至没有功课,可能一周10个小时。”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一名负责人葛凡说,“即使有课上,有些运动员也不一定有精力学。”

缺乏后运动生涯指导

一个试图寻找出路的人是1984年奥运会体操冠军李宁。李宁离开奥运会后成功转型,如今已成为运动用品行业巨头。上面提到的英语学习计划正是由他资助的一个项目,约有400名运动员参与。该项目由李宁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管理。基金会还计划启动另一个旨在帮助中国西部运动员的专案,因为中国西部的经济机会相对更少一些。

“尽管我母亲已经在美国生活,可我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学习英语。”19岁的跳水选手何冲结束每周一次的英语课时说。何冲来自广东,有望冲击奥运金牌。

“我们的工作进行了20年,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葛凡说,“不过整个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运动员。”

“退役运动员面临的困难是世界性的,不只中国才有。”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项目发展总监说,“对于运动员重新回到瞬息万变的社会后面对的种种困难,李宁和我们董事会的其他前奥运选手有着切身体会。英语是中国运动员找到好工作的敲门砖,他们可以在企业工作、出国留学、建立人脉、加入国际体育组织。”

基金会的项目偶尔会为运动员提供个人理财、运动医学、电脑等方面的短时培训,但主要的科目还是基础英语──尤其是指导他们提高文化知识,通过参加标准化的Trinity英语水准考试(由伦敦圣三一学院组织)获得奖学金。

中国发展体育的方式──把有潜力的运动员跟家人分开,把他们推向运动生涯的轨道──从实践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过去只有少数中国家庭有能力供孩子做体育训练,而学校也缺乏先进的设施和指导。

其结果是,体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从国家队的精英到省队运动员,约有3万名运动员被国家“雇佣”,并由一个“人事部门”管理(新兴的职业联赛和国际大奖赛则另当别论,前者如篮球,后者如网球)。

结束运动生涯后想重返校园的运动员会得到资助,关于资助的多少有一套规定,根据运动员的服务年数和成就等级来定。官员们说,近年来,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的养老金和再培训的预算资金“大大增加了”。

让运动员有更多选择

奥运会人事工作负责人之一迟波介绍说,目前已经采取了新规定,强调运动员应对“新世界”的“个人策略”,因为在新世界中不会再有一个象征性的位置在等待他们。“我们的体制会跟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转变。”

葛凡也承认,“过去我们过于强调冠军的培养,致使那些没有达到这个水准的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都很低,进入社会后难以自立。”他补充说,关于这个问题进行过很多“内部讨论”,将来可能实施的一个新想法是让优秀运动员凭奖学金上大学,就像美国的运动员那样。

曾在中国女足担任三年守门员的高红也认为运动员课程是个不错的想法。她在美国职业球队效力一段时间后,回到中国为一家名为Right to Play的组织做起了宣传。高红说,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把改善运动员出路的议事日程提前了很多年。她本人就深切体会到现有体育制度的冷酷一面:高红最初接触足球时并不喜欢,她那时在内蒙古的一个厂队里打篮球,但领导要求她改踢足球。

“学会英语太棒了,我们能到国外去和裁判员、训练员交谈,和其他运动员交朋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体操银牌得主毕文静说,“说不定我哪天还能当上裁判,现在连我们的体育术语都是用英语写的,比如‘rings’、‘balance beam’”。

“以往的奥运选手现在有的成了银行家、企业老总,有的做了模特、演员,甚至是新闻记者。”她指出,“过去的印象是不对的,人们会发现运动员是非常聪明的一群人。”

原载美国《华尔街日报》

转自《海外文摘》(下半月)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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