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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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晋爵的“圣旨”是这么表述的:


总署来电,奉旨现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钦此。


出于礼数,或者出于自知,叶志超接到任命后确曾复电力辞曰:“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但朝廷还是根据他牙山突围报告,认为他“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


叶志超铺张军功,惟一可以称说的善念便是他并没有埋没聂士成部的战功。这则勉强告慰成欢保卫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官弁勇丁了。


朝廷说平壤驻军“较多”,是确实的。这支联军包括叶志超部六营二千人左右,卫汝贵部十三营六千余人,上十九营为淮军;另有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五百人,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六营一千五百人,马玉昆部毅军四营二千人,这十六营皆非淮军体系。淮军与杂牌军相比,理所当然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统帅这三十五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支大军,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一决雌雄。更何况平壤城依山带河,城垣绵亘,固若金汤呢?


据罗尔纲《淮军志》勾勒,平壤实为大同江边的铁城雄关。大同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正好流过平壤的东门长庆门和东南门大同门,以江为池,天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城墙南北绵延十余里,另四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西为七星门,西南为静海门)分别与大道相接。尤其是玄武门,跨城北牡丹台山而筑,由于该山与城墙相连,便自然成为居高临下的防御要塞。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平壤城,外屏平壤通义州大道。背靠岗岭,面向大河,对日军来说,不要说攻城不易,抢渡大同江都是困难的。?輦?輮?訛史书说叶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拿不出合乎军事科学的、知己知彼的守战之策。他的拙招是:除远征途中留驻平壤后方交通线上的六营部队外,二十九营兵力全部用以婴城自守。这等于龟缩一团,被动挨打。其具体部署为:


叶志超居城中,调度全局;


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军、江自康部“仁”字两营,防守城北玄武门一带;


叶志超部芦榆防军防守城西七星门一带;


卫汝贵部盛军防守城南迤西南隅朱雀门至七星门一带;


马玉昆部毅军防守城东大同江岸一带;


另以左宝贵部之聂桂林,率队策应城东与城南两面。


虽然四面设防,其重点则放于东南。


但狡猾的日本人并不盲目强攻平壤。他们在侦知了中国军队的防务状况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分四路向平壤逼近,其中的元山支队从上游偷渡大同江,进占平壤北面四十里之顺安,切断中国军队退往义州的归路后,复以顺安为依托,南窥平壤。其朔宁支队亦从大同江上游横渡,与元山支队联络后,于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合兵攻平壤城北玄武门、牡丹台山一带阵地。另两路,一为日军混成第九旅团,攻平壤东南大同江防地;一为日军第五师团,攻平壤西南阵地。


日军的四路总攻,开始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拂晓之前。因为前一天的北门之战,日军已占城北山顶数垒,取得了居高临下、炮轰平壤城的优势,所以吓得“总统”叶志超坐立不安,随即召集诸将,提出当天(八月十五日)便应弃城突围。闻其言,左宝贵大怒,斥其误军误国,并派亲兵监视之,防其弃师先遁。所以到了十六日清晨大战打响时,左宝贵这位回族将军依回礼,早已沐浴净身,服黄马褂,著二品顶戴,披挂整齐,亲临玄武门指挥退敌。部下劝他,这副装束易于被敌人发现,遭受袭击,而左宝贵则答道:“吾服朝服,欲士兵知我先,庶竞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士兵见左宝贵朝服临阵,士气大振,奋力迎击,日军死伤涂地。自清晨战至上午九时,日军破外围东垒。此后,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强攻,左军援绝不支,相继失外围中垒、外围西垒、内围西一垒,日军遂全力围攻牡丹台。上午十一时,左宝贵先是身中两弹,不下火线,大呼杀敌,后中炮牺牲,日军占牡丹台,进逼玄武门。


就在这时,平壤城头飘起了白旗。


这是叶志超的命令。


白旗是停战旗,白旗是投降旗。


同一时刻,马玉昆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大同江东岸击退了日军混成第九旅团的三路进攻。肉搏近战,日军死伤满地。


同一时刻,卫汝贵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平壤西南方向击退了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日军寸步难进,伤亡严重。


就在马、卫二部将要组织反击时,叶志超下令撤兵。二将率军回城后,才知叶“总统”已树白旗乞降。马玉昆不解,卫汝贵却表示了支持。


事后有人评说:如果马、卫二部向北反击牡丹台,亦大有可能夺回城北高地。


四面守城,一面不利,即丧失斗志,俯首乞降,这在当时解释不通,百年之后,吾辈亦理解不了。


依据国际公约,日军见城上竖起白旗,也便停止了进攻。下午,有日本军官入城,协议停战、降顺事宜。叶志超又来了精神。他向日军谈判代表提出:放开包围,令我率兵回撤。


日本人当然不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放下武器,束手投降。


谈判无果而散。


叶志超的如意算盘是:白天不走,天黑可行。日本人的常识判断是:逃与不逃,只在今夕。


果然,天一黑,叶志超便下达了弃城令。清军五路人马拥出平壤西门,跌跌撞撞,急急慌慌,向北逃遁。有两股兵力,给清军造成次等杀伤。一是朝鲜兵,他们痛恨清军驻防期间的奸淫掳掠,飞扬跋扈,故乘其退兵,背后开火。二是日本兵,他们伏于隘口要道,排炮轰击,清军大队人马无可回旋,死伤累累。天明,清军虽逃出日军包围圈,但一夜功夫即死二千余人,伤三千余人,兵力损失十分之四!又因为是弃城而逃,所以平壤城中的一切军储物资,如大小火炮四十尊,快枪并毛瑟枪万余支,并所有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行委弃于敌。?輦?輰?訛


入朝三个月,叶志超当了两次“逃跑将军”,其恶果,一次比一次严重。


在此,我们要插叙两个人的情况。一是支持、追随叶志超逃跑的卫汝贵,一个是成欢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积功累迁为副将,晋总兵。李鸿章很赏识他的“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虽先后授河州、大同、宁夏诸镇总兵,一直未之任,统防军如故。朝鲜事起,率马步六千多人赴平壤。一过鸦绿江,卫汝贵早把李鸿章临行诫语“屏私见,严军纪”丢于脑后,放任兵丁,胡作非为。在义州,卫部兵士强奸韩女,激朝民众忿,不得已,枪毙一人;至定州,又有人强奸韩女,复枪毙六人;至平壤,其部下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与别的部队相比,更甚一筹。事闻于朝,李鸿章专电切责曰:“务速认真究办严惩,以服民心。闻奉、毅两军纪律较严,汝当自愧。”?輦?輲?訛除约束部下不严外,卫汝贵的可恶处是乘出国远征,贪污军粮八万,私运于家。就是这么个治军无方而又贪婪成性的淮军将领,却十分惧内畏死。其妻在家书中告诫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輦?輳?訛遵妻命,卫汝贵在平壤保卫战中,总是蹲司令部,不上第一线。当叶志超提出逃跑时,他第一个予以支持。也有史家认为,第一个弃城而逃的是卫汝贵。日本人占领平壤后,从缴获中寻得卫汝贵家书,后引入教科书中,以戒国人。一不小心,卫汝贵当了日本人的反面教员。


平壤大战之前,朝中已接到参劾卫汝贵的奏章多件。李鸿章接上谕,一方面电斥卫汝贵,一方面电令叶志超,给予上方宝剑,对卫氏可以“定即请旨,在军前正法。”?輦?輵?訛电令到时,大战已起,卫汝贵逃过一难。以叶氏优柔,即便抓到把柄,他也不一定敢于操起上方宝剑。简略地追述到这儿,笔者不能不思考岁月、功勋、和平生活对“英雄”的消磨。


叶志超、卫汝贵都是从士兵做起的。


刀刀见血,枪枪飞魂,积数年、数十年之战功,他们才爬到“提督”的高位军职。年老了(卫汝贵援朝时年六十),位尊了,银多了,肉厚了,胆小了,志灰了,还是那位将军,还是那支部队,却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英雄”向“逃兵”的蜕化,在和平生活里悄然完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和平演变”。甲午战争中的陆军将领,以他们时代的“和平演变”,警策后人。


再说聂士成。他在平壤保卫战中因故未曾上场。在下设想,倘若聂士成在平壤,在叶志超身边,或协助左宝贵防守玄武门一带,清军保卫平壤之战定当有另外的结局。


当叶志超率先由公州北逃时,聂士成亦率部撤出成欢战斗转移北上。叶氏抵达平壤,聂部则追至平壤东南七十多里之祥原。叶氏奏功,聂士成升任提督。与诸军会师后,聂士成仍感到总兵力不足,于是请示叶志超后,回天津募兵。行至途中,李鸿章电令他折回。此时,日军已占顺安,切断了平壤与后方的联系。聂士成行到安州,与淮军盛字营分统吕本元相遇,吕部马队两营,亦为援平壤而来。安州南距平壤一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易守难攻,实为平壤北部第一重镇。设若日军北犯,必须钻过安州这一孔道。安州北一百六十里为定州,亦是险要关隘。聂士成暂留安州时,便思考着据此地利,阻遏日军。


恰在此时,叶志超率诸军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见叶“总统”,聂士成便自觉请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叶统各军,损伤后仍有万人可以战斗。而且日军占领平壤后,并未急速北上,这给安州清军提供了足够的休整时间。倘能死守一战,日本人何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何以能轻而易举便渡过鸦绿江、抢占我东三省大片国土?


但“逃跑将军”叶志超只信一个“逃”字,哪儿还顾及聂士成的建议。听了只当没听,把手一挥:撤!“总统”下令,谁敢不遵?以淮军为中坚的援朝大军就这样狂奔五百里,弃安州,弃定州,弃义州,八月底,渡过鸦绿江,抵达九连城,这才惊魂始定地收兵一处。


陆军“援朝”,以彻底失败告终。


叶志超、卫汝贵临阵脱逃、弃械丧师的行径,引起朝野一片谴责。旨下,叶志超、卫汝贵著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二人所部各军,暂由聂士成统带。后来,二人均被逮问。叶志超斩监候,旋遇赦,死于狱;卫汝贵斩立决——这也许是甲午战争中自干重咎、处分最厉的陆军将领。


从“过五关斩六将”,到“走麦城”,这是小说化的关羽的人生轨迹。在下借“走麦城”一语,批评叶志超与卫汝贵,却并不想落井下石,将一切责任推给他们。叶志超固然畏敌如虎,卫汝贵固然“无用无能”,我们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实:


其一,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援朝的军队对峙的日本军队,的确在人数(三万多对一万七)、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其二,不会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临敌而怯,望风惊溃是当时淮军官兵的战场流行病。即便气贯长虹的左宝贵,他的部下(如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备扬建胜等)也有开城逃脱者。由此,则暴露了淮军在和平年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蜕化。理性评价,这叫“军队腐败”。


数量上、装备上、斗志上项项皆弱于敌,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的“逃跑主义”也自有他们的不得已。


唯心地说,这也许就是军队、将领的运数到了物极必反的尽头。“生于末世运便消”,英雄变成懦夫,光荣变成耻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谢净,百枝凋零,个人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一齐拉开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为“淮军”常胜历史、不败神话的终结者。而“淮军”威信与荣誉的终结,又在中日关系史上标明了国运沉浮的宿命——在败于“西洋”列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开始了败于“东洋”近邻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开始的“外战”,终于将战火引入国内。叶、卫处分后,新任陆军将帅们也大都担当不起御敌卫国守土之责。在自己的领土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仍然一败再败,一逃再逃,旬日之间,辽东半岛,沦入敌手。自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集兵九连城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辽西军资重地田庄台失陷,以“淮军”为中坚的中国陆军在本土作战中,连创败绩,可以说仗仗失利,处处“麦城”——九连城失守、安东失守、长甸失守、宽甸失守、凤凰失守、岫岩失守、金州失守、旅顺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庄失守、盖平失守、复州失守、营口失守……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说一个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国陆军战力。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辽南重镇海城被日军占领,鉴于海城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驻辽各军联手作战,“夹攻海城,冀获一胜”。宋庆领命,统毅军,会同聂士成、吕本元、依克唐阿、长顺、吴大澂等所部,围攻海城日军。驻海城日军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万人,增加到四万人,再增加到五万六千人,最后增至六万人,凡五战,皆不克。以十倍之众,五攻而不下一城,对比平壤之战日军以二倍之兵破垒夺城,中日陆军,孰强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北洋水师:一支开炮前即被葬送的舰队


一场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


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为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水师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水师就耗银3000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1768000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这是一支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它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三景舰”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它们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 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水师,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 “……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 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水师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6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60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6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10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12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14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10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


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它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战场上北洋水师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


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4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再者为作战效能的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400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3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40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600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6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12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14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10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


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它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这支新式军队,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12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


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捷,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12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舰沉没,“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的、小规模的溃逃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及2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 ”。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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