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及其失败

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及其失败

庹平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上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这时,国民党最高指挥机构也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并指挥其在华北敌后的军队打游击战。总的来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相比较,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其规模和成绩都不大。本文拟就以下五个方面对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及其失败作一探讨,略陈管见。



一、 国民党军“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

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是国民党军最高指挥机构确定“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确定之后,才逐渐开始的。

在上海、太原失陷前,国民党军的战略重点放在打单纯的正面防御战,与日军硬拼消耗。蒋介石命令其军队“固守不退,誓死不屈,和敌人对战坚拒,使他无法前进,来消耗他的战斗力量”(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1073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在这一与日军打正面消耗战的战略指导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为固守一城一池和方寸土地而浴血苦战,在节节败退的节节抵抗中,为沿海工业西迁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但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国民党军在消耗敌人的同时,却更多地消耗了自己。截至1937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 3161页)。若这种消耗继续下去,国民党军战斗力将猛跌,抗战必定无法持久。如此严酷的现实,逼得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是继续消耗下去,还是改变目前的战略另寻他途。经多方面权衡利弊,蒋介石作出了选择,这在1937年11月7日他写的日记里有反映:“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点面子,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疲于奔命也。”([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60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78)十天后,蒋介石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公开表述了要在农村打持久战的思想。他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战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予全国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 3161页)

当上海、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调整了此前正面拼消耗的战略指导,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新战略。白崇禧回忆说:“太原沦陷时,军委会于武汉开会检讨全盘战略”,“是时我以为以我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以我脆弱之空军对优势空军之敌”,“与敌硬拼,势恐难持久,故于会议上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建议,并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当场虽有人认为游击战乃不肯牺牲,保存实力之议论,而予以反对,但此案经一番辩论,终获通过。”而且“蒙蒋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自军委会命令后,大家即一律学习。”(《白崇禧回忆录》,162、302、30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上述国民党军“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战略,从字面意义上讲,游击战是因配合正规战而存在,它只处于配合的战略地位。至于它所包括的理论内涵,蒋介石在1938年1月召开参谋长会议时,第一次作了解释。他说:“我们要打破寇军这个‘锥形突击’的战术,最适当的方法,就是‘侧击’。侧击的要件:第一,要控制相当数量的预备队,当寇军施行锥形突击时,我预备队对寇军的侧背,猛力进展,施以侧击……第二,要正面阵地能稳定持久,使侧击部队有充裕的运动与作战时间。”(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1121页)到1938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时,蒋介石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的一切接济,使他后路断绝增援,战车没有汽油接济,枪炮没有弹药,官兵没有食粮,通讯完全封锁,使他必趋溃灭。”“我们要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后方预备队妥当的分配,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我有了充分的预备队,就可以保持主动,迂回敌人侧背,从左右后方去包抄他,击灭他;但是正面配备相当兵力,只要能死守不退,那敌军就无所施其技了。” (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1197页)蒋介石认为在鲁南台儿庄与德安万家岭两次大胜利的战斗,就是依据上述战略而取得的。由于在阵地战上吃尽了苦头,蒋介石把游击战看得特别重要。从蒋介石的说明或解释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军所谓“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实质内容,就是一种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位一体的战略战术。

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重视游击战,并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战略,研究、讨论如何打游击战一时成为国民党军的一种时髦。一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还先后写了关于游击战的书。为培养游击干部,蒋介石在1937年底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武汉珞珈山举办了为期二三个月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周恩来、叶剑英和叶挺等被请去讲课作报告。到1939年冬,国民党军训部编发《游击战纲要》一书,作为各战区“实施游击战之依据”,其中提出游击队之战都要“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白崇禧回忆录》,311页)。

二、 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

在“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确定后,国民党采取严厉措施督促军队打游击战。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有部分国民党军将领渡过黄河到河南,国民党便“严令二战区长官不准退出境外,各部队均需练习打游击战”,“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军法从事”(《白崇禧回忆录》,163、286页)。太原沦陷后,一路日军有青城、济阳间渡黄河犯济南。国民党军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弃济南而率部退往鲁西,济南、泰安失陷。国民党又“令韩复榘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指挥地方团队打游击战”(《白崇禧回忆录》,125页),韩拒不执行,结果被处决。在严厉监督下,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终于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展开起来了。

在河北。游击战先从冀中展开。1937年9月中旬,国民党第1战区主力调往山西参加山西保卫战,将一部向漳河线撤退,由第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率部在滹沱河断后。吕正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他遵照中共北方局回师北上的指示,脱离向南撤退的国民党军,率部回师抗日,留在冀中打游击战,并把部队定名为“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它于1938年5月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当时,在冀中还有张荫悟组织的好几支由警察和地主武装组成的抗日队伍。孙殿英则在冀南组织抗日武装。国民党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河北游击战,任命吕正操、李福和分别为独立第1游击支队和第2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张荫悟为河北民团总指挥。孙殿英率部迭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攻入赤县附近机场,毁坏飞机多架。1938年春,张荫悟部深入到冀南大名一带,击破日军1个联队,声威大震。1938年夏,蒋介石接受冯玉祥的推荐,派鹿钟麟到河北去任省政府主席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带一班人马由武汉乘专车北上,途中对沿途的散兵游勇予以整编。冯玉祥回忆说,鹿钟麟“到了河北省,就收了30~40万游击队,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忠勇将士。不久,日本人知道了,就在河北省跟鹿瑞白打了起来,血战了好多次,几乎丧了命,好多次几乎被俘虏。”(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50、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这里所说的30~40万人,数字并不准确,但鹿钟麟确实利用这些游击队“编成10个团”(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10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在山东。日军占领济南、青岛后,青岛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地方团队在诸城、沂水一带发动游击战,并以庞炳勋第3兵团收复蒙阴。1938年1月,日军沿胶济线南侵,国民党军游击司令刘镇东在守备沂水中阵亡。从2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山东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占据山东的日军第10军认为,在其占领区内,“自2月中旬前后,中国方面全面展开了游击战,扰乱了我军阵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73页)。3月,日军向临沂进攻,国民党军袭击敌后予以牵制,破坏其军事补给线,迫使日军放弃潍台公路。4月,国民党军第69军奉命由郯城以东向临沂挺进,袭击敌后。原山东第6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在中***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没有跟韩复榘撤退,而是在鲁西陆续收编大批游杂武装,编成35个支队,就地抗日。国民党军委会中校咨议孟昭进带着冯玉祥送的几本《游击战问答》及40元路费回山东组织民众打游击,几个月就组织了3000至4000人的队伍,“拿着枪械打进了省城,把济南府占据了几天,并且把日本鬼子打死了很多”(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28页)。

在河南。第1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程潜很重视本省游击战,派宋克宾到豫东建立政权和组织民众武装,很快便有一支约8000人的游击队伍建立起来。张自忠所部第38师副师长何德修奉命于1938年6月带一个连的兵力开往白象一带游击。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魏健亭(名凤楼)带着冯玉祥的两连卫队和一些《游击战问答》之类的书,赴河南华西组织民众武装打游击战,很快便组织一支4000人的游击队伍。当队伍发展到5000至6000人时,魏健亭率队“从周家口过了黄河,在淮阳以东袭击日本鬼子。打了1个月的血战,他受了重伤,他带的人死了一半”(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110页)。蒋介石亲派飞机接他到西南治疗。后来他被任为第1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

在山西。太原失陷以后,阎锡山的晋绥军于1938年2月退入临汾整军,兵力尚有4.5万人。他把部队分散开来打游击。主力位于晋西。金宪章师放在晋东北,由杨澄源指挥。晋西北置有傅作义、郭宗汾两部。后来赵承绶的骑兵军也由雁北、绥远移至静乐、岚县一带。彭毓斌部则沿乡宁一带以吕梁山为根据地向汾南稷王山一带游击。1938年2月中旬,山西境内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马上反攻”、“收复太原”的意图,在晋中、晋南间的灵石县境内太行山脉韩信岭布防,欲在此歼灭正在南下的日军进而收复太原。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从2月中旬起,在韩信岭与日军激战10余日,终因挡不住日军的攻势而将部队撤出向中条山转移。在卫立煌向中条山转移途中,一部分国民党军在第2战区东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指挥下打游击战。当时,朱、彭除指挥八路军外,还“指挥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3军军长曾万钟,47军军长李家钰,17军军长高桂滋以及44军、17师、骑4师、52旅,决死第1纵队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队”。这些军队“学习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利用山地形势,向着日本军队的后方空隙钻过去,全部摆脱了日军的包围,在晋东南又活动起来,扯敌人的后腿,合力粉碎了日军的9路围攻。”(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7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938年2月至3月,国民党令第53军向晋东南太行山南端的陵川及太行山东麓的林县游击,另以骑兵第4师与张荫悟、孙殿英、吕正操各部游击队防守晋冀豫边区,在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战。这时,卫立煌率部转移至中条山打游击。

日军为发动徐州会战,于1938年3至4月“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33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卫立煌抓住这一机会,指挥部队在晋南以优势兵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以配合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5月初,卫立煌命李默庵新编第33军团、刘勘第33军和陈铁第14军分别在同蒲线以西、汾河以北及同蒲线以东、汾河以南交替游击,使日军晕头转向,同蒲路一度几乎不能通车。与此同时,其他各部队奉命开展了广泛的游击。国民党军共有20多个师的兵力参战,把晋南的日军打得十分狼狈不堪。“山西省南部各守备部队受到优势中国军队的攻击。”“在第20师团的作战地区内,同蒲线频繁遭到破坏”,第20师团“补给不够理想,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日军各守备部队因“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充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75页)。

从7月初开始,日军第1军不断增兵晋南,但仍感兵力不支,华北方面军又将配属于第2军的第14师团调回第1军。直到7月下旬,晋南国民党军的大破袭游击战才被击退。

总之,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以众多的兵力,在华北鲁东南、中条山、吕梁山地区以及太行山、豫西、冀中、冀西等地区,展开了规模不等的游击战,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持久阶段的到来。1938年11月,国民党重新改订了各战区战斗序列,华北敌后战场大致被分为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和第2战区山西游击区三大块。蒋介石提出要“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1197页),以加强华北敌后战场国民党军的兵力。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与国民党军在华北开展的游击战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所展开的游击战更有成效。八路军自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至1938年10月,部队由出征时的3.2万人发展到15万人,先后与日军作战150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并建立了比较固定的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块根据地,支撑着华北敌后战场。

三、 华北敌后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失败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调整其战略。1938年11月,日军第15、第10、第27师团调回华北,第2军司令部也返回华北。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确保已占领的华北地区的治安,尤应迅速恢复河北北部,山东、山西北部及蒙疆地方等重要地域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22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到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实施所谓“治安肃治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地区国共两军及其根据地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日本“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471页)。因此,华北方面军虽然到1939年12月已经认识到“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127页),到1941年底曾决定“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235页)。但它并不因此而放弃对国民党军的“扫荡”,“方面军虽将重点目标指向共军,但从实施的作战目的来看,可以区分为既有将共军与重庆军分别作为主要对象之时,又有将两者共同作为主要对象之时”(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263、264页)。

在日军的频繁“扫荡”下,华北敌后国民党军在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和第2战区山西游击战区站不住脚,一步一步地被赶了出来。

苏鲁战区。国民党军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指挥海军陆战队与保安新编第4师。第51军由豫南进驻山东沂蒙山区,第57军由苏北进驻鲁北日照山区,山东地区游击力量增加了。国民党又任韩德勤为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及第24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89军与苏北保安团队,担任苏北地区游击。

日军为歼灭苏鲁战区国民党军,首先于1939年2月26日至3月16日发起鲁北作战。日第12军第5、第21师团对于学忠部4.5万人“扫荡”,摧毁根据地,占领了淮阴、海州及其附近的直盐田,切断了国民党军的海陆补给线。于学忠率部横断津浦路北进。日军又于3月25日至4月25日再次“扫荡”1月之久,于学忠部队便分散为小股在夜间向鲁南转移,越过日军警戒线,进入沂水、莒县、诸城附近。4月下旬,国民党军第57军从苏北移驻蒙阴沂州以北地区。沈鸿烈指挥的保安队、新编师等,部署于上述正规军外围地区,鲁南根据地一时得以巩固。日军为摧毁这个根据地,在1939年6月7日至25日发动鲁南作战,参战部队为日军第12军第5师团及第21、第32、第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各一部。而国民党军则又向沂蒙山、费县、日照山区转进。到1940年3月,于学忠在太行山脉一带建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与驻扎于此的第51、第57军在鲁中实施游击战。4月,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高树勋部退至鲁西东明、濮县一带游击。

1942年2月5日至26日,日军第12军从各师团抽调兵力对临朐南方、博山东方地区的于学忠部“扫荡”,在包围作战中摧毁其驻扎地,还“扫荡”了沂水东北及西北地区,同时还派兵到日照附近追击于学忠。于率部周旋转移到鲁中益都、沂水东南地区。鲁中国民党军于学忠部经这次打击后,部队不断发生降日事件,势力逐渐衰退。3月1日至7日,日军发动鲁西作战。日军第12军第32师团在钜野西南地区,骑兵第4旅团在单县附近分别将国民党军击溃。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2.5万人降日。4月29日至5月15日,日军第12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再次到鲁西郓县、南乐、继泽地区“扫荡”高树勋第39集团军,国民党军4127人战死,2350人被俘,损失很大。高率部撤退越陇海线到皖北涡阳整补。

1942年8月,于学忠所部第113师发动兵变,包围了司令部,于学忠冒险突围后平定了兵变。日军乘机“扫荡”鲁中。日军第12军第32师团、独立混成第6旅团等部队于8月12日秘密前进,对驻扎在莒县以东坪头的于学忠部实施包围,但因日军一部行动迟缓,于率部逃脱。8月下旬,日军再次“扫荡”鲁中,在沂水东北唐王山附近将于学忠主力击败。国民党军战死1867名。于学忠本人身负重伤,在八路军帮助下退入鲁南。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军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率该师及新编第1师约4万人降日,接着在4月中旬协助日军“扫荡”国民党军第51军及新编第36师。苏鲁战区国民党军在日、伪军的连续“扫荡”下,呈苟延残喘状态。5月1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和吴化文指挥的伪军6个团,在新泰东部地区搜索到于学忠军部及第114师,经“扫荡”,国民党军约2000人战死和被俘。6月6日,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指挥部日荣子恒率部下2万人降日。

冀察战区。鹿钟麟为总司令兼河北省府主席,统一指挥冀察境内的游击队和地方团队。石友三任副总司令兼第10集团军总司令及察哈尔省府主席。日军对冀察战区的“扫荡”,在1940年1月以前主要有三次。1939年2月下旬,日军第2军第10师团展开全面“讨伐”。1940年1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在冀西获鹿、元氏西部“扫荡”,将正在与中共军队交战的一部国民党军“覆没”。1月下旬,日军步兵第108旅团在冀西赞皇及临城西部山地“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同时,还“扫荡”了国民党军,摧毁其军事设施。

鹿钟麟在蒋介石授意下不仅不能与八路军“谋得合作”,反而与八路军大动干戈。就在1940年1月日军“扫荡”冀西前后,鹿钟麟与蒋介石增派的部队挑起了一定范围的反共“磨擦”,结果国民党军失败,自食其果。其后国共双方派代表磋商解决办法,议定以漳河为一条线,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地,以北为八路军驻地,实际上把河北省和太行山区及晋冀豫边区许多地区作为八路军防区。国民党免去鹿钟麟职,其冀察战区总司令职由卫立煌“兼代”。国民党冀察战区总部退出河北全境,其军队主要移往冀鲁豫太行山区。日军对冀察战区的国民党军的“扫荡”也随之移到山西游击区。

山西游击区。主要由卫立煌指挥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阎锡山的山西军在1939年底以前也一度抗日。傅作义的山西军绥远部队参加了1939年初反日军“梅津兵团N号”作战后向长城以西转移,傅作义回到五原。日军在山西主要“扫荡”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援军。1939年12月以后,阎锡山山西军走上与日军合作的道路。

先看阎锡山由抗日转向与日军合作的情况。1938年12月18日至次年1月10日,日军第1军第20、第108、第109师团发动山西南部“扫荡”战,对驻在吉县、大宁附近地区阎锡山指挥的5个师约1万人予以打击。1939年3月1日至22日,日军发动“梅津兵团N号”作战,“扫荡”晋北的山西军。经这两次主要“扫荡”后,山西军的抗日意志显著下降。阎锡山渐渐开始把中共军队视为敌人,终于在1939年底发动了“晋西事变”进攻八路军和决死队,但以失败而告终。日军为了拉拢阎锡山,基本上停止了对山西军的“扫荡”,到1941年9月11日,阎锡山与日军缔结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10月27日,又缔结了停战协定细则。1942年2月17日至28日,山西军第61军梁培黄则派主力与日军协同“扫荡”沁河东北马璧村附近的决死第1纵队。1943年,日军在“扫荡”中共太岳根据地后,曾与阎锡山交涉,由山西军3个师移住到日军“扫荡”过的浮山、沁水、翼城地区。

山西游击区的其他国民党军成为日军“扫荡”重点。1939年3月中旬以后,国民党正规军4个师从黄河右岸开入晋南,在潞安平原及中条山脉驻扎。3月下旬,国民党军第116师从豫西北孟县地区向晋南沁河中游的阳城移住。庞炳勋部队从黄河南岸向晋南移动。中条山及其外围地区的根据地兵力得到加强。日军先发动晋东作战后再进行晋南作战。1939年6月10日至8月25日,日军第1军第20、第35、第36、第108、第109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4、第5旅团,还有集成飞行队都参加晋东作战,对晋东约8万国民党军“扫荡”。日军占领潞安及沁源后,留一部驻守,大部返回原地。国民党军6个师约2万人立即在潞安周围集结,欲夺回潞安。日军又在10月2日至9日以第1军第20、第109师团及第1飞行团进行潞安周围“扫荡”作战,并占领了潞安周围地区。

1940年4月17日至5月8日,日军发动春季晋南作战。日军第1军第37师团在支城以南的中条山脉发起攻击,第41师团从沁水东面,第36师团从陵川、高平各个方向“扫荡”国民党军,先后占领了天井关、平陆、张马、沁水、阳城、泽州等地。国民党军马上对晋南日军实施反击,国民党军第99军李文率部在乡宁配合作战,但均被日军打退,日军夹击李文第99军,占领了乡宁。但中条山脉及其附近许多地区仍掌握在国民党军手中。1940年7月前后,国民党军中央军第27军8000余人移驻陵川附近,第93军一部2000~3000人驻在高平以西的沁河河谷,第98军约8000余人不就转移到马璧村以东地区,加强了武装力量。8月,当八路军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时,卫立煌曾令他所有部队予以配合作战。

为铲除晋南国民党军,日军于1942年5月7日至6月15日发动了大规模的中条山作战。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第35、第36、第37、第41、第33、第21师团及其他兵团各一部及第3飞行团约15万余人“扫荡”中条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国民党军对中条山阵地因日军曾发起8次攻击没有突破而过份自信,没有严密防守。日军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占领了黄河渡口和通过中条山脉的各条公路。在中条山战役后期,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第27、第93军奉命转移到太行山山脉南部陵川附近打击日军,予以牵制。日军又在12月14日以第1军第35、第36师团及第41师团各一部集中在陵川地区“扫荡”第27军,该军战死1000人以上,主力仍然逃脱。

由于国民党军失守中条山,太行山呈孤立状态,日军便又对太行山区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扫荡”。1942年6月15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对驻在林县南方地区的国民党军第40军“扫荡”,该军予以顽强抵抗后向陵川方向转进。日军便于6月20日以第1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扫荡”陵川附近的国民党军第27军。该军英勇反击,日军在付出很大损失后才于7月2日占领陵川附近则界村的复郭据点。陵川仍掌握在国民党军第27军手中。1943年初,国民党军加强陵川附近的兵力达约8.2万人。日军又大动干戈,以第1军第35、第36、第37、第69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及第3飞行师的一部,于4月20日至5月20日发动晋太行作战。日军在临淇西北合涧镇地区“扫荡”国民党军时,孙殿英率新编第5军降日。日军在陵川以东的九连窑附近又将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及第40军两个司令部击溃。日军还在陵川东南的横水村“扫荡”了潜伏于此的国民党军第27军。到5月初,正当日军“扫荡”国民党军残军时,庞炳勋于5月5日降日。在这次“扫荡”中,国民党军战死9913人,被俘1.59万人,先后投降的达7.4万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313、314页)。此后,国民党任命第27军军长刘进接替庞炳勋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继续在陵川附近游击,而第40军因在上述作战中损失过大被调往河南整补。7月10日至31日,日军乘势再次发动太行作战。日军第1军第36、第39师团在高平以南端氏镇将国民党军预备第8师师长陈孝强俘虏,第27军在这次“扫荡”中也因大部被击溃而调入河南整补。至此,国民党军山西游击区几乎全部被日军扫除掉了。

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和山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就这样在日军的大规模的反复“扫荡”下被扫地出门,国民党华北敌后游击战场终于在1943年全部丧失。阎锡山的山西军虽然还留在山西,但它却已经失去了民族的灵魂。华北敌后抗日重任完全落在了八路军的肩上。

四、 华北敌后国民党军游击战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军华北抗日游击战场丢了,国民党军当然是痛心的。那么原因何在?国民党后来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共军队身上,白崇禧说这是因为“共军势力长大,转打国军,国军已难立足”,冀察战区、苏鲁战区、山西游击区都“先后同出一辙”地失去(《白崇禧回忆录》,280、283、288页)。台湾的大学教材、抗战史专著都贯穿这种观点。近些年,大陆研究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文章也在寻找这种原因。有人认为:“敌后国民党军为什么会每况愈下,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敌后国民党军及其政权积极执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使其在政治上日益孤立,在实力上不断削弱。”这些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如果从国民党军华北敌后战场的情况来看,似乎过于简单和不全面,因为没有把国民党军是如何失败于日军的原因真正总结出来。而且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国民党台湾的观点没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国民党军丢失华北敌后游击战场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国民党军队打不出很好的游击战,这是由其军队素质决定的。首先是国民党军高层指挥机构对怎么打游击战并不精通。虽然国民党军训部编发的《游击战纲要》强调根据地对游击战十分重要,认为“游击队根据地为敌人最注目之处所,势必摧毁而后已”,但通过什么方法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却提不出好的办法,还是离不开打阵地战那一套,要求部队“在重要入口处,应增派重兵扼守”。华北敌后国民党军在反“扫荡”作战中,为保卫其根据地常以“重兵扼守”,打得最多的还是阵地战,结果是坐等日军以重兵围而歼之。因此,国民党军自己也承认其官兵不惯游击战。对此,卫立煌体会最深。他在1938年1月这样对朱德说:“我们的军队和你们不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行,一分开一冲散就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47页)这种缺乏主动性的军队只能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实施大部队游击战才能成效,如抗战第一阶段时的晋南破袭游击战。但在日军增兵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相对下降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就越打越蹩脚了。相反,日军倒学会了使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国民党军。“日本人在中条山取得辉煌胜利后,把它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做了全面修改,更多地依赖使用游击战术。”([美]格兰姆?贝特:《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中译本,2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国民党军在游击战打不好时,往往习惯于把兵力集中在某一根据地和游击区打传统的阵地战,因而常常遭到被日军包围“扫荡”的厄运。尽管许多国民党军官兵能够为守住阵地而拼死奋战,但一旦大部队被击溃要从日军包围中钻出去时则十分笨拙。华北敌后国民党军打得较多的是阵地战,表现出国民党军死守而没有主动性的特点。蒋介石也深知国民党军的这一缺点,他批评其军队“自己常死呆在一定地域”,但他本人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与八路军相比,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战法就不知相差多远了。日军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不妥当。”(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201页)日军“扫荡”国民党军大多能够达到作战目的,但“扫荡”八路军时,“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宛如坠在云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133页)。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八路军的伏击。

二是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的兵力不足和不精。表面上看,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有正规军数十万,根据日军1940年3月末的调查统计有38万,但真正能参加作战的却大大低于表面数字。曾在太行山区作战的第2战区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对冯玉祥这样诉说过自己的苦衷:“他在太行山上,1万人中要有3500人到黄河边上去抬粮,还有2500人去遍地拾柴火,还有病号。这样一来,1万人只有3000人能去打仗,10万人呢,只有3万人打仗,他指挥30万人,只能出9万人打仗。中央分配给他的战线是30万人的战线,这样一来,空隙怎么不大呢?”(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105页)曾万钟这段话虽然有夸大,但国民党军队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另外,国民党军在每次反“扫荡”中损兵折将,一个军的兵力剩到只有几千人,战斗力明显下降又得不到及时整补;而就是无法再继续作战需要整补的军队一旦调出,却又往往不再以新的部队调入替换。更应引起注意的是敌后国民党军绝大部分是地方军,其中以老西北军占的比例更大。地方军在武器装备、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比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低一个档次。在日军“扫荡”中,向日军投降的将领几乎全是地方军将领。当然,地方军中不乏许多勇敢善战的将士,许多人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血染北国大地是可歌可敬的,但他们无法改变其地方军的总体素质。

三是国民党军用于华北敌后游击队的经费不足。冯玉祥说,鹿钟麟到河北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时,“一个兵只发6块钱,实在说,6块钱买咸菜还不够,那怎么叫他打仗呢?”当时,各战区都不重视游击队,常把游击队费用移作他用。到1940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参谋会议时就批评各“战区易将游击队经费作他用”。但这种现象总得不到解决。于是,国民党军游击队的作用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日军也根本没有把国民党军游击队当作重点“扫荡”对象,因为他们的存在不对日军构成多大威胁。

四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做群众工作,他们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很不融洽。李公朴于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来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军队与群众关系的情况可见一斑。他说:“在冀西,老百姓被‘别动’成穷光,那是名正言顺别动第4纵队的德政。”“譬如某工兵部队的一个工作排来到晋察冀之后便任意逮捕村级干部”,“其保安队曾在晋东北,终日要老百姓的面吃,还要捕老百姓辛苦畜养的羊,敌人来了不但溜之乎也,而且还要枪杀无辜民众,诬良为匪,拷打村长。”“新二师在平山县境内也曾有过拷打村长,索粮要米的不法行为。”(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11、134、1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虽然这不能代表国民党军队整体,但只要有这种行为,就足以影响国民党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国民党军队每次战败后散兵游勇对民众的滋扰,由土豪土匪改编而成的游击队或正规军旧习复发后对群众的掠夺,都是妨碍国民党军与根据地群众搞好关系的极坏的因素。八路军与根据地民众形成的那种鱼水关系是他们游击战得心应手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党军对此是望尘莫及的。

五、 华北敌后国民党军游击战的作用

国民党军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场虽然先后仅存在5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应该予以客观评价。

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游击战,起了牵制日军的重要作用。从上述日军对国民党军的主要“扫荡”可知,日军“扫荡”苏鲁战区国民党军时,先后使用的兵力在11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以上;“扫荡”冀察战区和山西游击区先后使用的兵力不少于23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飞行师、5个飞行团。在整个“扫荡”国民党军的过程中,使用频率在2次以上的部队主要有第5、第20、第21、第32、第35、第36、第37、第41、第114师团和混成第4、第5旅团。这可以说,日本华北方面军有9个师团又2个旅团的兵力曾受到国民党军的牵制。有人统计,截至1944年3月,在华北战场的日军,共有9个师团、8个独立旅团,2个骑兵旅团,共14个师团,约22万人。国民党军牵制了其中的10个师团,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但不能机械的算比例,因为日军往往以同样的兵力、同样的部队,同时或先后“扫荡”国共两军,应该说国共两军共同牵制了华北方面军比较客观。到1943年,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游击战已成完全败势,国民党军调出的调出,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这时,国共两军牵制日军的比例发生了大的变化。日本记者阿部曾写了《改正中共观》一文,他说:“有人称中共为‘***’……我想还得考虑……从目前发表的自1月至4月的战斗中间,交战总数是***2次,其中4356次,占全数7成以上,都是和中共作战”(日本《每日新闻》,1943年8月1日)。从作战次数看,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抗日的作用已显著下降。当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游击战完全失败后,国民党军在全国的抗日作用也明显下降。毛泽东说:“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3页)显然,华北敌后战场的丢失与否,是衡量国民党军在全国抗日战争中起作用大小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然,评价华北国民党军游击战的抗日作用,决不可回避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反共问题。从总体上讲,华北国民党军承担着抗日和反共的双重任务。从主观上讲,国民党军第二期作战策略就规定有“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以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170页)。从行动上看,华北敌后国民党军时常挑起反共“磨擦”,几次与中共军队交战。这表明,华北敌后战场存在期间,国民党就使它赋有消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这种消极作用是次要的。因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消极作用一直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

首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限制,国民党反共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国民党军在与八路军交战中几乎全部失败。中共在反“磨擦”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国民党没有完全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中共的不断努力使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八路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国民党军华北敌后战区总司令中除阎锡山外,其余几位都不积极贯彻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致使国民党军在华北敌后的反共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反共失败回重庆后听从冯玉祥建议,不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报告河北情况,没给某些顽固分子以反共可乘之机。卫立煌在指挥第2战区抗日和后来兼代冀察战区总司令时,“大家都知道他是主张精诚、一致努力抗日的人。”在冀察战区国民党挑起反共“磨擦”时,国共两军关系,“多亏了他始终一贯的主张,到底没有分裂”(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100页)。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是主张抗日而不重视反共的。董必武在1943年就说过:“于学忠总司令在鲁南抗日,和十八集团军并无大冲突。”(《董必武选集》,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消极反共态度,蒋介石也奈何不得。

总之,华北敌后国民党军的游击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在全国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也不应当忽视其反共的消极作用,而要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作者:庹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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