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飘花战史论坛10章——条顿堡,罗马帝国扩张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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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腓力比会战奠定了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根基,但有趣的是,这个根基竟然是他10年后的死敌安东尼亲手奠定的。而亚克兴则决定了罗马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奥古斯都被神化,成为了事实上的君王。 但共和思想仍是深入普通人的心中的,毕竟,古老的法律至少在名义上赋予了每一个罗马公民以参政议政的权利和人身财产的不可侵犯权利。尽管连年内战早已让这种权利仅仅限于纸面,但这种思想当然是难以根除的,甚至如明确拒绝了王权的老恺撒也因此被刺杀。鉴于先人的教训,奥古斯都为自己披上了一层民主共和的外衣,建立了“元首制度”,号称“第一公民”。

腓力比会战奠定了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根基,但有趣的是,这个根基竟然是他10年后的死敌安东尼亲手奠定的。而亚克兴则决定了罗马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奥古斯都被神化,成为了事实上的君王。

但共和思想仍是深入普通人的心中的,毕竟,古老的法律至少在名义上赋予了每一个罗马公民以参政议政的权利和人身财产的不可侵犯权利。尽管连年内战早已让这种权利仅仅限于纸面,但这种思想当然是难以根除的,甚至如明确拒绝了王权的老恺撒也因此被刺杀。鉴于先人的教训,奥古斯都为自己披上了一层民主共和的外衣,建立了“元首制度”,号称“第一公民”。与东方的君王制度比较,从形式上还需要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赋予全权的元首制度显然深刻的烙着共和制度的残印。

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度的根本力量在于他的军权,尽管他名义上恢复了元老院的荣光,但实际上却牢牢把握着军权和边境行省的行政权。为了加强元首的中央权力,防止再次出现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挑战元首的中央威权,奥古斯都改革了军队的招募制度。古老的的公民兵制度和内战时期普遍的雇佣兵和私兵相结合的制度被废除,新的帝国常备军制度开始建立。新的常备军制度下,军团的总数被设定为28个,人员从罗马公民中招募,服役期限为20年;配合军团作战的是辅助兵,分为多个支队,具体数量不等,服役期限约为25年左右,但并无具体规定。服役期满的老兵退役后可以获得一笔养老金或者土地,而辅助兵中的退役者还可以和妻子共同获得罗马公民权。但一个重要的变革是:所有的军队都必须向帝国元首本人宣誓效忠——而不是元老院。

帝国常备军的战术延续了罗马公民兵时代的战术,军团步兵仍然是军队的核心。围绕着军团步兵的是辅助兵构成的骑手、弓箭手、投石兵、轻装步兵等。经过改编的军团分散到帝国的各个边疆,担负着保卫庞大帝国边防、镇压可能的当地人民反叛的重任。

奥古斯都另一个军事变革是建立了禁卫军。这是他私人的军队,共约万人,分为9个支队,指定了两名将军来管理。这支部队由精选的官兵组成,是奥古斯都维系至高权力的重要工具。而这支军队在日后的罗马帝国政治中将起到极其特殊的作用。

尽管奥古斯都已经取得了罗马的最高权力,但帝国边境省份并不平静。西班牙和北非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暴动,奥古斯都亲自到西班牙,经过3年(前27-前24)才初步予以压制,但当他回到罗马不久,坎塔布里亚人即再次大规模起义,直到前19年,阿格里帕采用屠杀灭族的方式才最终解决了战事。同年,北非的叛乱也终于被巴包斯击败。

西方和南方的叛乱解决之后,奥古斯都计划解决东方的危机。由于此前安息屡屡击败罗马入侵军,克拉苏更是几乎全军覆灭,连罗马军团最重要的鹰旗都被安息缴获,因此在罗马人心目中普遍存在着“复仇”的概念。当奥古斯都进入亚历山大时,东征安息直到印度是普遍的呼声。如果是凯撒,或者东征安息必不可免,但奥古斯都却认为,能采用外交手段解决的就尽量不要流血。在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军事压力下,前20年,安息归还了克拉苏和安东尼所失去的鹰旗和所有战俘。而奥古斯都的义子泰伯利乌斯在亚美尼亚建立了罗马的保护国——这个保护国维系时间并不长久,到奥古斯都晚年,亚美尼亚重新为安息所控制。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帝国的北疆的防御,泰伯利乌斯和德鲁苏分兵合击,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以南,其结果为,至前12年,帝国陆军首次获得了横贯帝国东西的陆地通道(原来的马其顿通路异常艰险,难以实现大规模调动),先后建立了列提亚、潘诺尼亚、诺里克和麦西亚等诸行省。

然而这个疆界仍然缺乏安全感,东方安息仍然对罗马的叙利亚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东北多瑙河也显然不足以抵挡日耳曼人的巨大压力。安息的威胁前文已述及,而日耳曼人对于罗马人来说也并不陌生。

日耳曼并不能算是一个种族的称呼,而是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族群的统称。前101年,他们中的森布里人和条顿人就曾经大举入侵罗马,却为名将马略和卡图所败。而到前59年,一个日耳曼部落因为帮助了罗马人而被允许居住在上阿尔萨斯,很快,其他日耳曼部族随之而至,并对高卢发动了入侵,但为凯撒大败。凯撒在他的《高卢战记》中说:

(他)预料到日耳曼人今后将更习惯于渡过莱茵河了,当他们大批进入高卢,对于罗马将形成威胁。他并不认为野蛮人有能力占领全部高卢,但他们会像过去的森布里人和条顿人一样分批渗入,继而向意大利推进。总之,他认为应当立刻应对,而不能再有任何拖延。

因此,凯撒在该地区沿莱茵河建立了一条防线,并依托这条防线先后征服了比利时人、尼尔维人、苏干布利人等,对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和屠杀。这严重的打击了日耳曼人,极大的迟缓了日耳曼进军高卢的步伐,也使得高卢人对凯撒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但在凯撒被刺后,这条防线由于内战的连绵不绝,驻防军大批被抽调而逐渐变得脆弱,日耳曼人卷土重来,再次回到了莱茵河两岸,对高卢和意大利构成了重大威胁。

从当时的罗马人的记述中,日耳曼人被描述为一个半游牧民族,仍处于原始氏族集团状态的末期,他们应当已经有了一定的冶铁能力,但对于军事组织、装备和技术则仍一无所知,其基本单位似乎是以家庭构成。在战斗中,其步兵和骑手通常混合在一起,战斗中极为勇敢野蛮。

从地理上看,前12年的罗马军团防卫的北方防线显然是相当不利的,从地图上就能看出,在高卢和意大利以北,多瑙河和莱茵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V型,而日耳曼人恰恰处于这个巨大V型的内线,也就是说,日耳曼人享有内线作战,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方向出击的便利,而防卫的罗马军团却不得不走极长的距离才能相互支援。而且,莱茵河并非是高卢与日耳曼的天然族群界限,许多日耳曼人已经跨越了莱茵河,居住在莱茵河以西,鉴于宗教信仰的同质性,无人能确保罗马在与日耳曼人战斗时这些居住的族群不会趁机起事,支援他们的同族。前17年,苏干布利人就曾经突破莱茵河防线,在当地部分同族的支援下,大破罗马守军。尽管日耳曼人并不会架桥,但让高卢和意大利始终处于日耳曼人的敌意下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显然帝国最佳的北部防线应该推进到维阿都斯(易北)河,才能沿维阿都斯河、多瑙河下游建立一条基本平直的防线,并可以建设从汉堡到维也纳的平行交通线,以利驻防军间的快速增援。尽管这条防线内会出现更多的日耳曼人住民,但由于防线可以前推400-500千米,显然高卢遭受攻击的威胁会大大减小。

为了保卫富庶的高卢行省,奥古斯都的继子德鲁苏指挥大军在前12年发动远征。他首先在莱茵河上建立了强固的冬营,主要基地分为两处,一为维德罗,一为马根提卡姆,而后以此为进攻基地,扫荡了西伐利亚地区,又在卢卡斯弗里沃湖(今须德海)上的埃姆斯河口取得了一次颇辉煌的海军胜利,大军随即沿湖岸进至亚尔比斯(威塞)河口,苏维汇人在军事压力下与其缔结了军事同盟。这样,他就建立了一条比较安全的水上交通线,不必担心后方的交通线会被日耳曼人切断。前11年,德鲁苏军沿威塞河前进,突袭了苏干布利人的主要居住地区,大肆烧杀蹂躏后返回了马根提卡姆基地。前10年,德鲁苏军再次东进,攻入了卡提人的领土,经过赫尔西尼亚森林后再次进入威塞河地区,经图林根进攻马克曼尼人,胜利后继续北进征服了查利斯基人,直达易北河畔,在他军队的身后,平坦的大道和一连串的要塞被迅速的构建起来,罗马商人、官员和税吏随之而来,日耳曼人的黄金源源流入了罗马的国库,易北河防线初步建立起来了。然而,正当德鲁苏踌躇满志,准备继续发动进攻,彻底荡平残余的日耳曼反抗势力时,他却于前9年不幸堕马身死,此后泰伯利乌斯接收指挥权,又历经2年血战后,将帝国的防线正式推进到了易北河,建立了日耳曼尼亚行省,并在当地驻防了重兵。眼见日耳曼尼亚已经平静,泰伯利乌斯即又被调往东方负责新的使命。

但这残酷而迅捷的征服并不足以完全压制日耳曼人的反抗,官员和税吏的压榨让日耳曼人满怀仇恨,仅仅6年后,查理斯基人再次反叛,至公元4年,日尔曼尼亚行省的反叛已如燎原姿势难以遏制。泰伯利乌斯再次回到日尔曼尼亚重建秩序。在泰伯利乌斯的军事压力下,部分日耳曼部族再次投降,而部分坚持反抗的日耳曼人则遭到了严酷镇压。伦巴德人几乎被北征军彻底摧毁。公元6年,他集结了两支大军从南北两面试图夹击这次叛乱的主力马克曼尼人,但就在两支大军即将会师,马克曼尼人即将被包围碾碎时,传来后方伊利里亚大规模叛乱的消息,泰伯利乌斯立即作出决定,在迫使马克曼尼人缔结了有利于罗马的和约后,立即回师进抵伊利里亚。

伊利里亚的叛乱根源仍然是罗马官员和税利无休止的敲诈勒索,由于当地驻防军主力已经跟随泰伯利乌斯出征日尔曼尼亚,因而叛乱完全没有能在最初时期被扑灭。就如日尔曼尼亚行省所发生的,叛乱传播得极为迅速,整个伊利里亚和潘诺尼亚都陷入叛乱中,叛军总数有20万步兵、近万骑手。这次暴乱令罗马极为震惊,因此此时的意大利并没有机动军团可用于镇压,而长期内战不仅使得意大利地区的合格预备兵员严重短缺,且因战争而发财、升官或者就任税吏的罗马人现在已经不愿继续流血参战,而希望保持他们现有的财富和地位,新的军团几乎无法建立,只能依赖泰伯利乌斯的战争艺术了。泰伯利乌斯没有辜负他义父的期望,他并未试图用会战决定胜负,而是将自己的军队分散到各个要塞中,以坚壁清野的方式迫使叛军无法得到粮食,也无法机动到其他地方劫掠,不得不因饥饿而投降。8年,潘诺尼亚投降,9年,伊利里亚也被平定。泰伯利乌斯留下了他的部将格尼马库斯负责稳定这些新平定的地区,而自己则匆匆返回了意大利——因为此时他已经接到了他义父给他通报的消息,日耳曼尼亚发生了一次对罗马帝国无可挽回的灾难,这就是条顿堡森林伏击战。

当泰伯利乌斯从日尔曼尼亚出发,远征马克曼尼人时,原来的日尔曼尼亚行省总督由曾任叙利亚总督的瓦伦斯接替了受命指挥远征军中北征军的萨图尔尼那斯就任日尔曼尼亚总督。塔西佗称其秉性温和、举止文雅,心智和体力一样迟缓,关于行政工作而非战争。他能取得这个职位的原因在于他的妻子是奥古斯都的孙女。且此时的日尔曼尼亚在泰伯利乌斯的征服后看起来一片平静,市场普遍建立了,日耳曼人俯首帖耳,罗马化很顺利,似乎让这样一个官僚来管理也没什么不好。

连续几年的和平生活似乎让军队也产生了惰性,当泰伯利乌斯和萨图尔尼那斯管理日尔曼尼亚时,对军队要求颇为严格,训练从未松懈。但瓦伦斯对军队事务几乎一窍不通,军队无人管理,自然就在腐化的生活中开始懈怠。更大的问题是,瓦伦斯仍然以他在叙利亚的方式管理日尔曼尼亚,丝毫没有想过两地究竟有怎样的不同。狄奥的《罗马史》批评瓦伦斯“除了把他们当作是罗马人的真正奴隶,向他们下命令以外,就是向他们榨取金钱,好像他们是被征服的民族一样”。

后世关于这场大规模叛乱起因的解释很多,但大多推给瓦伦斯的愚笨和暴虐,这看起来颇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历史发展变动的根源。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罗马人的贡赋制度。罗马是向各行省、各民族收取黄金作为贡赋的,这在东方的叙利亚毫无问题,因为叙利亚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罗马人征收的大量贡赋又能以采购丝绸、陶瓷等各种商品的方式流回,巨量的货币在双向流动,反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日尔曼地区则不行。该地区经济远远落后于罗马,并不会得到罗马黄金因为购买商品的回流,也没有黄金的产出,而黄金在当地不仅稀少,而且是贵族的重要饰物,是身份的象征。罗马的贡赋制度使得黄金是单向流动,在当地日益稀少,对于这些日耳曼人来说当然是难以忍受的重负,加之没有良好管理的行政官员、税吏和军队肆意搜刮掳掠,早已激起了日耳曼人的普遍不满。

瓦伦斯的主要支撑是驻扎在日尔曼尼亚行省的5个军团。其中两个驻扎在坚固的马根提卡姆要塞,另外三个则机动于莱茵河的一条支流利波河和威塞河的两个军营间。军队的驻扎并不集中,而是分散于各地从事筑路、修桥和伐木等工作。同其他平静地区的罗马驻军一样,军营中包括了许多的妇孺。

此时,由于罗马税吏的盘剥,日耳曼各部族已经怨恨深重,仅仅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爆发。这种情形被一个出身查利斯基的贵族阿米尼乌斯所充分利用了。阿米尼乌斯曾经作为骑手部队的军官跟随泰伯利乌斯在潘诺尼亚和伊利里亚作战,对于罗马军队的组织、纪律和战术非常熟稔,并因战功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他的性格比较冲动,塔西佗说他是“日耳曼的火种”,具有“狂热的精神”。他计划的起事似乎是为了将南方苏干布利人失败的叛乱在北方重新点燃,并且从中取得日耳曼人的领导权。此外,根据塔西佗等人的记载,似乎他还有私人的理由要向他的叔父报复——他的叔父西吉斯提斯是罗马人的忠实拥护者。

阿米尼乌斯的计划颇为庞大,首先,他挑动一个居住在罗马军夏季所在的威塞营地附近的部族叛乱,而后,他又向瓦伦斯报告了这一叛乱,并请求作为向导指引罗马军。这一计划因为规模过大,很快即为西吉斯提斯所查知,后者立即报告瓦伦斯,建议其将阿米尼乌斯等人加上枷锁,但瓦伦斯显然不相信一个已经具备罗马公民资格的近侍竟然会是叛乱的策划人,并未听从其建议,反而以阿米尼乌斯为向导,指挥17、18、19三个军团和9个辅助队共计2万人,夹杂着大批的行李辎重和妇孺出发了。他的计划是先以快速的动作扫荡叛乱,而后再返回其冬营阿里索。

阿米尼乌斯和他的部属及同谋引领罗马军团的路线设计得颇为巧妙,一开始是平坦的平原,但这些平原很快即在连绵的秋雨下变成大范围的泥沼,罗马人拖着沉重的辎重行动异常艰难。可以推测当时必定有人向瓦伦斯提出建议,派出部分部队护送辎重和妇孺直接返回阿里索冬营,而不要绕这样一个大弯,但这个建议必定是为瓦伦斯所拒绝了。

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对这场战役的经过作了比较完整地叙述,但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叙述纯属臆测,因为对这次战役最为了解的罗马作家狄奥和费拉斯都未留有详细的资料。仅仅能从其他的一些同时代资料的只言片语和数年后格马尼库斯寻找到的这些人的遗骸的情形推断得知一些当时的情形。至少可以确认,阿米尼乌斯在伏击开始前一直在瓦伦斯身边,其亲信则一直分布于长长的队列中,西吉斯提斯再次发出警告,但显然再次遭到拒绝。显然,阿米尼乌斯跟随在瓦伦斯身边就是有防止这一情形出现的目的。直到罗马军队在森林和沼泽中蜿蜒前行,却突然发现阿米尼乌斯及其部下几乎同时失踪,而前卫尖兵的罗马军士兵被伏杀,这才令得晚伦斯意识到了阿米尼乌斯的叛变是真实的,而罗马军已经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地形中,瓦伦斯立即下令掉头撤退,试图取道多仑隘路撤回阿里索冬营。

此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详细的记载,但可以推断,一支带有如此众多辎重和妇孺的军队行军速度当然不会太快,甚至行军纵列也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但仅仅这些也许并不至于导致惨败,因为之前的德鲁苏军队尽管没有妇孺,但辎重恐怕更多,遭受的突袭威胁也更大。但德鲁苏是能干的将领,而瓦伦斯却仅仅是个官吏,根本就不具备德鲁苏那种对于战场的直觉和对士兵们士气的鼓舞,或者这正是惨败的根本原因。

当然,当时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但根据狄奥的记述,正当罗马军在密集的森林中艰难的砍树开路前进时,一场暴雨从天而降,不仅是地面泥泞滑溜,难以立足,更由于暴雨遮蔽了视线和声响,使日耳曼人趁机逼近的行动完全没有被发现,而树木连续折断倒向地面,使得罗马人根本无法组织起战斗队形。妇孺们因惊惧四处乱跑,车辆滑出了辛苦开辟的道路,一切的秩序都被毁灭,所有的组织都已混乱了。阿米尼乌斯及其部下趁机发动猛攻,向罗马的行军纵队猛烈的投射标枪,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伤亡。但罗马军队的组织纪律性仍然存在,一部分罗马士兵利用宽大的防盾掩护向看不见的敌方反击投枪,另一部分则在前者的掩护下拼死建立起了一座临时性的营垒,依托这座营垒,罗马人在付出大量伤亡后暂时稳住了阵线。第二天,罗马人焚毁了大部分车辆,初步恢复了秩序,依托罗马军团严密的组织,他们撤退到一片开阔地,但不久又不得不进入了森林地带,再次遭到日耳曼人的沉重打击。第三天,罗马人继续且战且退,但再次天降大雨,不仅几乎无法前进,甚至令人站立不稳,但最大的危机是,由于雨水的连日浸泡,几乎所有的远程武器都已无法使用,甚至防盾也因浸透了水变得极为沉重并开裂,无法使用了。阿米尼乌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召集数量占据优势的日耳曼人发起了总攻击。在暴雨冲击下毫无组织的罗马人彻底溃散了,骑手部队指挥官纳莫尼乌斯率先逃走,瓦伦斯和其他一部分高级官员引剑自杀,其他的罗马军人因为在森林和沼泽中不识道路,绝大部分被杀。极少数久经沙场的老兵在躲过第一波冲击后,相互靠拢结成战阵,在一个小山丘上构建起了环形防线,坚持到了天黑,部分人终于利用天黑逃脱。但其他的被俘人员要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要么被作为祭神的牺牲被如同牲畜一样屠宰。2万大军连同许多眷属,逃脱者不过百人,余者尽被屠杀。数年后,格马尼库斯指挥军队去收敛遗骨时,发现白骨成堆,到处是标枪的碎片、马匹的残肢,被钉在树干上的骷髅,被分裂的人体残骸……直到离战场50千米外的地方,都能发现罗马人的白骨,其状惨不忍睹。

阿米尼乌斯虽然在条顿堡森林获得大胜,但他试图乘胜攻克阿里索冬营的计划却被仅指挥着少数守兵的喀狄修斯挫败,利用弓弩,喀狄修斯不仅大量的杀伤了日耳曼人,而且指挥守军成功的趁黑夜突围,带上了几乎全部的眷属撤至费提拉营地,并与另外2个军团会合。阿米尼乌斯不敢追击并与罗马人正面交战,自行退却了。

这场惨败造成的影响是如此广泛而深远,整个意大利,甚至整个帝国都被极大的震动了。流言再次蔓延,而各地曾为罗马军威慑服的蛮族重新激发了斗志——阿米尼乌斯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自坎尼之战后,罗马军队从未遭到过如此惨重的建制损失,罗马军团无敌的神话彻底破灭了。根据狄奥的记载,奥古斯都大帝惊闻噩耗后扯烂自己的长袍大声痛哭,悲愤得大喊“Varus! Give me back my legions!”(瓦伦斯,还我军团!)

奥古斯都有理由畏惧,经此一役,罗马和北方日耳曼人之间的屏藩已经毁灭。如果日耳曼人乘胜南下,意大利将无兵可用,即便试图临时组建兵团也来不及了,意大利境内符合兵役年龄的公民人数已经非常有限,更不愿意参军。奥古斯都试图强行征兵,命令35岁以下5人抽一,35岁以上10人抽一,如果有人试图逃避兵役,则没收全部财产,取消公民资格,严重者处以死刑。即便如此,直到他死去之时,仍然无力补充起损失的3个军团。

这场惨败后,泰伯利乌斯返回日耳曼尼亚,再度发动日耳曼尼亚攻略,试图平复这一地区。但周边日耳曼人已经为查利斯基人的空前胜利所鼓舞,大批部族加入了阿米尼乌斯的阵营。

但曾经为泰伯利乌斯所慑服的马克曼尼人则拒绝支持查利斯基人,马克曼尼人也曾试图反抗,但在德鲁苏和泰伯利乌斯的先后打击下几乎被彻底消灭,早已对泰伯利乌斯敬畏有加,加之泰伯利乌斯成功的外交游说,因而投入罗马一方对查利斯基人作战,在其麾下还有伦巴德人、汪达尔人、卢吉人、查特人、塞蒙侬人、夸德人等周边地区的日耳曼民族服从其指挥。

泰伯利乌斯在日耳曼尼亚停留到13年,基本稳定了当地的局势,而后由其部将格马尼库斯继任总督。罗马利用外交成功的使马克曼尼人与查利斯基人发生大规模混战。双方激烈战斗从14年一直持续到16年,双方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格马尼库斯趁查利斯基人注意力全部被马克曼尼人吸引,以为罗马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机,出奇兵突袭查利斯基人腹地,大破之,阿米尼乌斯遭遇夹击惨败。但当格马尼库斯撤退后,阿米尼乌斯整顿余部,竟然一举击破马克曼尼人主力。而罗马人担忧马克曼尼人如果吞并了查利斯基人,则会实力大涨,对罗马构成新的威胁,因而对马克曼尼人的求援予以拖延。马克曼尼人因此在19年发生了内部政变,并与阿米尼乌斯媾和。但当阿米尼乌斯试图吞并马克曼尼人时,前21年,罗马人派出的间谍说服了阿米尼乌斯的一个堂弟,将其谋杀,西日耳曼人内部再次出现了混乱,在一番混战后,大部分人再次向罗马称臣。但此时的日耳曼尼亚行省已经不再是罗马人安全的屏藩,仍有大批的日耳曼部族持续反抗罗马,罗马最终的防线依然倒退回了莱茵河。而反抗者们又进行了几次对罗马防线的侵袭尝试,其中弗里斯人在公元28年和公元57年,查特人在39年和50年,绍克人在公元42年和47 年,布鲁克特人在公元77年先后攻击了罗马的莱茵河上游防线,但都为当地驻防军所击退。不过,这些攻防也意味着帝国同日耳曼人划河而治。帝国北部的领土扩张到此为止,以后的四百年都是在努力守成而已。

条顿堡森林伏击战是对巅峰中的罗马的重大打击,罗马帝国自此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尽管此后的历史中,罗马版图仍有扩大,但已经同此前以征服为目的的扩张完全不同了,而是以安全为目的的有限扩张。如日中天的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分析条顿堡伏击战,有很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飘花试分析如下:

一、军事征服与地区经济的关系。

前文已经述及日耳曼尼亚行省大叛乱的经济根源。飘花认为,这种经济的单向掠夺正是导致叛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政治对抗,包括政治对抗引发的军事对抗,本质上都是经济因素的变动造成的。罗马从立国之初,其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并不算发达,而同野蛮人一样,起初是通过不断的军事征服来获取奴隶、财富和土地的。所谓“罗马文明”实际上是罗马人在与希腊文明接触后,汲取希腊文明的精髓,融合了本民族的古老传说和自然神崇拜,逐渐发展而来。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受到了地中海对岸迦太基的很大影响。在地中海文化圈,真正拥有先进文明、技术和发达手工业、商业的是希腊、迦太基和埃及、小亚细亚。这些地区在环地中海贸易中显然会占据出超地位,贵金属当然会逐渐流向这些地区。罗马本身也是缺乏金银等贵金属的,贵金属的流失正是罗马向迦太基、希腊等地区发动征服战争的根本原因。在军事征服后,罗马人会迫使被征服地区缴纳贡赋,并由罗马贵族、大商人接手贸易线,罗马大贵族和大地主在当地占有了大量庄园,但贸易品的出产却不会因此而发生大的改变。尽管许多技术工人作为奴隶被掳到意大利,在意大利确实出现了手工业技术的大幅提升,但同时,意大利也因奴隶的大量涌入产生了粮食的极大缺口,进一步增加了对地中海粮食贸易的需求。罗马的贵金属作为货币在这个巨大的贸易圈中当然因入超仍然大量外流,而贡赋则恰好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收入弥补了这一巨大的货币缺口,因此,罗马的贡赋制度对于这些发达地区虽然是负担,但更是长期经济循环的重要平衡手段。

但日尔曼、伊利里亚等地区则不同,这些地区本身并不出产贵金属,而且经济相当落后,技术远远落后于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罗马,仍处于半开化甚至是未开化的野蛮状态。罗马对于这些地区的征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非经济因素。而这些地区对于罗马的产品有着大量的需要,但却没有任何大宗的特产品是罗马所需要的。这些地区对于罗马来说,更类似于产品倾销地而非贸易圈。

从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的角度说,当且仅当两个地区的经济产品有相互需要时,这两个地区才会产生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并由此产生地区向心力。而如果两个地区间没有相互的产品需要,或仅仅是单方面的产品需要,那么是不能产生这种经济依存性和地区向心力的,甚至可能因此产生地区排斥力。

现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各主要地区构成,可以发现,罗马、希腊、小亚细亚、迦太基和埃及是帝国内的主要手工业基地;希腊、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和西班牙、高卢,是贵金属产地;埃及、高卢、西西里、撒丁、科西嘉是粮食产地;高卢、西班牙、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北非昔兰尼加、努米底亚、伊利里亚等地则是特产品出产地。帝国繁忙的陆海商路将这些地区的各种产品运向帝国各个角落。这些商路将帝国的相距遥远的各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罗马的行政制度和行政效率相较同时期的中国远远落后,但正是凭借着这种强大的经济聚合力,罗马将散布于地中海周围的广大地区成功地凝结在一起,建立了世界上当时仅次于汉帝国的庞大帝国。

以此来对照日尔曼尼亚诸行省,就会发现这些地区既没有特产品,也没有粮食这样的重要产品,不是手工业基地,也不出产贵金属。而罗马征服这一地区的主要目的并没有经济因素,而是要建立防卫线和隔离带,掩护其富庶的高卢地区和重要的拉丁地区。因此,显然这一地区与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互补性,更不存在彼此的依赖。因此,从经济角度说,占领这一地区在经济利益上考虑是得不偿失的,而缺乏了经济粘合力,也很难将这种控制长期保持。因此,如果罗马帝国不能在短期内将日尔曼尼亚地区纳入帝国统一的经济圈,那么占领这一地区显然就是负债而非资产。

而罗马将贡赋制度应用于日尔曼尼亚地区,作为征服象征,显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贡赋的内容显然应当有所取舍,至少,在一个不能自身产生利润,也不出产贵金属的地区大肆征收贵金属,显然与掳掠无异。在日尔曼尼亚地区,正是由于该地区的落后导致了货币和产品都处于单方面流动中,即便不征收贡赋,单纯贸易导致的贵金属长期流失也足以让该地区拒绝继续与罗马帝国发生经济联系,而贡赋制度更将这种隐性经济问题转变为显性经济问题,并给罗马人带来了更大的恶名,成为了日尔曼人暴动的直接因素之一。

但从经济角度的分析可以得知,即便没有这种贡赋,日尔曼尼亚的落后仍将导致货币的大量流失,并仍将造成普遍的不满,只能说,贡赋作为经济掠夺的代表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日尔曼尼亚即便没有这种贡赋制度也同样是难以维持对帝国的忠诚的。

日尔曼人大叛乱对于后世的统治者是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国土不是越大越好,征服也不是越广越好。国家的大小是根据经济粘合力和行政约束力、以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如果没有经济粘合力,那么即便征服和统治在短期内可以达成,也是难以持久的。而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人民必将以叛乱的形式给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军事行动和军事征服归根结底都只是政治的延伸,而政治必须依托经济基础并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政治领土的扩张固然要依靠军事行动来达成,但如果没有经济力量作为前导和基础,这个扩张就是不稳定的。当且仅当军事力量足够强大,足以压制当地反抗力量直到本国经济力将征服地区融入本国经济圈时,才能够达成有效征服。这或者是日尔曼尼亚叛乱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地理条件和天气条件对战争的影响。

在彼得那会战中,飘花曾经指出了地形对于会战的影响,破碎的地形打乱了严整的马其顿方阵,导致了彼得那会战的大逆转。但造成彼得那会战结局的根本原因却是柏修斯战场指挥失当,地形的影响是可以被战场指挥官的战场指挥所克服的。但条顿堡伏击战则不同,可以说,这场森林战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决定性森林战。

无论是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森林战都是双方指挥官尽量避免作战的地区。森林地貌不仅难以展开大兵团,而且导致后勤补给异常困难。少量精选的部队即可以给大军团造成重大阻碍。因此,森林地形在古代一般用作军事障碍,军队布防时虽然会充分利用森林地形,但从不是在森林地形中布防,而是在森林地形后布防,利用森林本身给对手造成障碍。

在森林中,由于高大乔木的遮挡,军队很难分清方向,极易迷路,更严重的问题是,一名古代战场上的指挥官在平原地区通过声音、视野和听觉能够有效的指挥约4000-6000人,但在森林地区,由于对声音、视野的遮蔽,能指挥数百人已经是极限了。在森林战中,军队的组织、建制很容易被打乱,大编队作战完全不可能,而小编队作战也因乔木的空间阻碍、森林中植物根部的生长、以及断裂、倒伏的树木导致的地形破碎而存在极大困难。双方的投射武器在森林中也应用得颇为有限,因为高大的树冠很容易干扰标枪和弓弩的射击——相对而言,射程较近但沉重的标枪比射程远但轻的弓弩更适应森林环境。可以说,森林战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混战,是对士兵单兵作战能力的复杂地形条件下编组作战能力的极端考验。

在条顿堡森林伏击战中,如果仅仅是普通地形上的伏击战,罗马军团的纪律当然会使其在最短时间内组成作战队形抵抗。但在森林中,罗马人平素训练中的作战队形因为地形的原因要么支离破碎,无法构建队形作战的根本目的——相互防卫取得最大作战效能,要么干脆无法组成队形,惯常的集团作战变成了小队乃至单兵厮杀,加之还有大量的辎重和妇孺要护卫,显然严重影响了罗马人的作战效率。在这种环境的战斗中,比拼的是双方的战斗意志、单兵战斗技能、兵员数量和对地形的熟悉程度,甚至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日耳曼人占据了熟悉环境、兵员数量较多两个优势,且其武器主要为可投掷的短矛,在森林中更为适应环境,而罗马人的装备中,重标枪过长,使用不便,且数量颇少,弓弩虽能及远,但在森林环境中意义不大,且很容易为树冠所阻碍。巨大的防盾虽能在罗马士兵受到日耳曼人标枪的功绩时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但在森林中运用相当不便。罗马军团步兵身着重甲,这在正规战场上集团作战时显然会相当有效,但在森林环境下这种更类似于单兵在密集障碍中对决的状态下更为累赘,反不及没有盔甲的日耳曼战士更为轻便敏捷。日耳曼人为仇恨而荣誉而战,而罗马人则为了生命和亲人而战,双方在战斗意志上可称平分秋色。单兵作战技巧上,罗马精兵虽然久经训练,但尚武的日耳曼人单兵作战技巧并不逊色。罗马人当然会大大吃亏。

然而,强调组织和纪律的罗马军团如果仅仅是遭遇了这样的伏击的话,虽然必定损失惨重,但还是有机会撤退的,仅从罗马人从日耳曼人的攻击中一边防御,一边构建起了筑垒营地的协调行动就可以看出罗马军团的素质。但最终给了罗马人致命一击的,是连续两次突然而至的大暴雨。

森林本就导致军队集结、编组的困难,暴雨更使得困难的集结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对于不熟悉地形的罗马人,习惯于单兵作战的日耳曼人不仅受到的影响更小,而且更利用暴雨作为了接近罗马人行军纵列,发起突袭的掩护。由于日耳曼人的武器简陋,反而不易受暴雨的影响,而罗马的投射器比较精密,在暴雨中很快即因进水过多失去效力,防盾也因进水开裂效率大减。但我以为,最严重的威胁应该是大雨浸透了罗马人的铠甲。衣服淋湿后应尽快擦干,以免因着凉而感冒是一个常识,当时已经是秋季,大雨过后铠甲在身的罗马人很容易因着凉而生病,导致战斗力的急剧降低,恐怕这是罗马人最终全军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以说,不是这样的地理,这样的天时,正面交战,恐怕即便日耳曼人数量再翻一番,也不是3个军团罗马精兵的对手,不得不想起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46回草船借箭一章中借诸葛孔明之口所说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此言诚不我欺!

三、外交战和军事征服间的关系。

罗马的历史一直是西方政治家精研的课题,而其中最富有哲理和启发性的就是罗马的外交。

坦率地说,罗马外交的威力甚至超过了罗马的军事征服,历史上让罗马人惨败的战例比比皆是。但最终,罗马人都获得了胜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罗马成功的外交手段不仅拆散了敌人的同盟,甚至让敌人阵营裂解自相残杀,反过来依赖罗马的支援。限于篇幅,具体事例不再一一分析。但罗马通过成功的外交将各地区连合在一起,为罗马帝国奠定了政治基础,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从罗马自己的记载可知,几乎每一次会战,外交官都在军队到达之前纵横睥睨,为军队的战争获取尽可能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相当多的情况下,军队还未抵达,战争已经在事实上胜利了。而在征服地区的控制上,罗马的外交更有极大的贡献。罗马将自己的征服地区分为四个等级:有充分罗马公民权的拉丁自治市,主要分布在意大利,这些城邦享有内政的充分自治,仅仅是丧失了宣战权和外交权;享有部分罗马公民权的城邦,与前者相比,后者不能参加罗马的公民大会,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拉丁殖民地,享有内部自治权,但没有罗马公民权;同盟者,名义上保持独立,但与罗马缔结同盟条约,内政方面保留了部分自治权,但没有独立外交的权利,在战时要根据条约向罗马提供规定数量的军队。此外,还有一种为投降者,由那些在战争中被征服,向罗马无条件投降的城邦和部落组成,几乎毫无权利可言。这些地区的地位是可变的,罗马通过对这些地区法律和政治地位的改变,使得各个被征服地区无法协同对抗罗马的压迫,反而彼此敌对和冲突,使得罗马始终处于仲裁人的位置,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这正是罗马外交政策的重大成果,为这些地区最终稳定的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土,融入罗马文化圈、经济圈和政治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平定日尔曼尼亚行省和条顿堡战役后的善后工作中,罗马外交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罗马军事威力——尽管罗马的外交也是以军事威力为后盾的。罗马外交官充分利用了日尔曼人并非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彼此间存在诸多矛盾和斗争的缺陷,利用日尔曼人打日尔曼人,不仅使罗马的征服更为便利,且加剧了日尔曼人各部族间的矛盾,为罗马插手控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尤其在条顿堡惨败后,尽管罗马在当地的军事威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通过外交,罗马人成功地争取到了马克曼尼人加入己方阵营,诱使其为争夺日尔曼诸部族领导权与查理斯基人作战,但在其可能获得最终胜利时,又被罗马人抛弃,导致大败。而似乎即将取得日尔曼族群最高统治权的查理斯基人又在罗马外交官(或许称之为间谍更恰当)的鼓动下再次分裂,领袖阿米尼乌斯被谋杀。可以说,罗马外交自条顿堡惨败后至少为帝国北疆争取了近百年的和平和稳定。这是惊人的外交成就,直到今天,其制衡思想仍在为西方各强国所仿效。

四、军队纪律与日常管理。

条顿堡森林惨败对于罗马人有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军队的战斗行动必须敏捷。如果在这次伏击战中,罗马人并未携带数量众多的辎重和妇孺,或许起初也不会因秩序混乱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甚至更可能因为行动迅速提前进入日尔曼人的伏击圈,导致伏击不能按预定计划进行,这样的话,也许一切都会出现变数。

为什么罗马军团明知是军事行动,却仍然要携带如此数量的辎重和妇孺呢?很显然,从瓦伦斯到普通的罗马军团步兵,绝大部分人都对罗马军团的威力抱有极度的信念,认为即使是这样的平叛战争也不过是一次轻松的郊游,他们不仅没有想过失败,甚至连胜利的困难也未曾想过。而正是这种轻敌的思想导致了最终的惨剧。而事实上,从马略到凯撒,罗马军队行动早已经有严格的纪律和要求,甚至每天行军的路程、行军纵列的顺序安排、宿营地的选择、构建和驻军安排都有着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如果遵守这些严格的规定,罗马人是很难遭到战术突袭的,但事实恰恰相反。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有严格纪律的罗马人对纪律如此轻忽呢,仅仅从瓦伦斯和军队的盲目自信来分析,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飘花认为,真正的问题很可能是出自于瓦伦斯担任日尔曼尼亚行省总督以后对于日常军纪的忽视和放松。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军队是不宜驻扎在比较繁华的城市和市场附近的,这样很容易导致军队的懈怠。但在日尔曼尼亚,尽管军团的营地并未靠近主要的城市,但军营中存在如此数量的妇孺和辎重,显然证明军营中或至少是在军营附近有较大的市场。按照罗马的历史记载,很多罗马奴隶商人都喜欢跟随军队行动,一方面将日常商品出售给军队,另一方面趁军队获胜获得大批战俘的机会,低价购买大量的战俘作为奴隶。这固然对于罗马军队是一个减轻携带大量战俘的便利,但更多的时候,由于这些商人的存在,罗马军营内必定会出现大量的商贩、妓女、预言者和占卜者等,罗马军团士兵显然会试图追求更享乐奢侈的生活。瓦伦斯作为一个行政官吏,并不擅长军队的管理,对这些很可能是视而不见或者认为无足轻重,并不知道这些足以消磨军队的锐气。而军队既然没有有足够权威的最高指挥官严格督促,自然也就贪欲安乐了。而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即使在出征平叛,竟然也没有按照正常的行军要求将不必要的辎重和妇孺单独送走。严禁妇女在军中是各国自古至今的铁律,就是担心因为妇女的存在导致军心的混乱,但瓦伦斯或者是为了在妇孺面前显示罗马的军威,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带头违背了军令,反而将她们和自己一起送入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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