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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后人想知道曾国藩真是卖国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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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

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

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

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

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

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

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

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

,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

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

。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

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

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

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

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

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

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

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

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

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

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

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

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

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

“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儒家

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

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

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

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

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

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

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

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

“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

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

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

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

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

,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

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

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

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

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

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

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

。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

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

,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

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

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

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

。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

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

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

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

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

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

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同治年间,曾国藩官至极品,他入境觐见,规格不可谓不高。地位不可谓不显,但他高兴不起来,他痛苦的发现自己一心捍卫的大清王朝

已经“抽心一烂”,无可救药了。

人到暮年,又看到清王朝的暮年,他痛苦万分,在悲哀与痛苦中走完了人生道路。

曾国藩是大清王朝的忠臣,是一位具有优良品格,又有严重缺点的理学家,儒学家,军事家,他的一生与衰落时期的清王朝息息相关。

在大清子民眼里,他挽救了国家,是忠臣。在太平军眼里,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侩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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