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唐代之西北军团和东北军团(边防军团的变迁看唐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看唐代之西北军团和东北军团(边防军团的变迁看唐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中国历史的雄浑鼎盛于盛唐,而各没落之因子个人认为也起始于唐代(特别是军事制度和武人地位没落)。本人只从北方军事力量的区别来看唐朝历史对后世中国的影响:

唐朝经过几代君主雄才大略的治理和军事扩张,政治影响力从中亚一直延伸到日本,从漠北延伸到越南。但是,唐朝只不过是最后一次延续了西汉的辉煌。唐朝兼具前汉的开拓精神和后世王朝的保守性格。这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而在军事上,则可从北方军事力量的分配来看出其两面性格。

盛唐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

节度使 驻 地

古 名 今 地

安 西 龟兹镇 新疆库车附近

北 庭 庭 州 新疆吉木萨尔附近

河 西 凉 州 甘肃武威

朔 方 灵 州 宁夏宁武南

河 东 太原府 山西太原市西南

范 阳 幽 州 北京市

平 卢 营 州 辽宁锦州市西

陇 右 鄯 州 青海乐部

剑 南 成都府 四川成都市

岭 南 广 州 广东广州市

撇开南方剑南与岭南,北方节度使的设立就分西北军团(安西,北庭,河西,朔方,陇右)与东北军团(范阳,平卢)的区别:

西北军团从设立到安史之乱前,是代表中国军事开拓能力的军事力量。它与长安,与丝绸之路维持,更与中华民族的商业精神,文化普世的精神的关系十分密切。长安甚至关中地区做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开拓型性格(说中国人缺乏开拓精神,是不对的,相对长安,北京则是保守性格的象征,长安作为全国首都,一直保持着东亚商业中心的角色,而北京只不过在元朝时代拥有国际商业都会的辉煌)。这个主要表现在对西北直至中亚地区的军事征服和文化渗透。关于中国西北政治中心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后者是前者亚洲霸权的产物和象征,而前者对后者的控制则维持了这一霸权(西汉至隋唐以来,中国的军事文化力量正是依靠这条商业路线向亚洲腹地推进)。可以这样说:在西汉-明朝,特别是西汉-盛唐,谁控制丝绸之路,谁就控制了亚洲腹地(而当代世界战略中则表现为谁控制中亚谁就控制了亚洲)。另外的,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只有经营好西域,中国经济脉搏从东北,东南到西北的循环才能维持,中国才能维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保持这样的开放性格,中国也才有力量将东方的资源转化为向西北推进的军事文化力量(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隋唐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所以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西北军团正是代表了这样一支违背儒家传统,违背士大夫文人阶层传统的商业性和军事扩张性格浓重的组织力量,它是汉朝时代中国人强于世界的延续。也是这样的一支军团,造就了如王忠嗣,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封常清等一大批名将。这个军团前半生表现着盛唐气魄,将中国的声望推进至中亚,后半期则维持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对藩镇的地位,继续抵御西北民族的进一步蚕食。

再看东北军团,东北军团的的深层根源在于东北半农业半游牧民族的防御压力。这个可从高句丽自东汉时期开始成为后患,到隋唐5代帝王才将其消灭可见东北民族的顽强力量看出东北民族的军事政治能力。而自武则天时期对契丹等族的处理不当,以及渤海兴起,后突厥帝国的重新崛起(这次更是比颉利可汗时代更加集权),东北国防压力成为帝国必须重视的问题。盛唐对东北的无能为力可从安东督护府的从平壤到河北的不断内迁看出。而唐朝的河北地区又是天下最富裕的农业区域,所以东北军团的设立就是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的,它不同于西北军团拥有对外贸易路线可维持(西北军团可通过控制中亚城郭属国和对中亚国家的贸易中获得补给与军事协助),东北军团更多的依赖本区域的经济补给,它们的利益在于和中央争夺地方利益,而不同于西北军团,依靠中央从东部的财政补给和丝绸之路的商业补给,西北军团更多的依靠中央权威,更多的依靠维持长安繁荣和维持商人利益(这也是中央政权能够依靠西北军团平定以后东北地区叛乱维持统一延续的一大主因)。

东北的边防压力和军团的创建也预示了北京成为后世中国政治中心的可能。盛唐不能有效抵御东北民族的蚕食,而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以后东北蛮族征服的先声。所以北京城作为首都的王朝就和这样的一种军事冲突关系十分密切,中原文明鉴于宋朝灭亡,元朝入主后的教训,将整个中国的力量全集中到了东北-华北边防,彻底抛弃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互重叠的原则,随着明成祖的迁都,南京的相对没落,郑和下西洋的不能延续,已经宣告了中华文明内敛而不会再向外开拓的时代,中华文明的衰亡从这一刻开始:

以北京为首都和重要陪都的王朝,分两大类别,一是游牧民族征服性王朝,北京有利于其控制草原和中原,如辽,金,特别是元朝和清朝);二是防御性王朝(主要是明朝,北宋虽然没有北京,但是对河北军事的关注程度来讲,也可以分为此类;清朝虽然为异族政权,但是在行政和经济作风上也可以归为此类)。北京为王朝中心或者重心的明清帝国,控制丝绸之路与维持贸易的活跃已经不成为帝国制服其他部族的主要手段也无兴趣参与亚洲腹地的争夺,它们一面依赖江南的富裕,一面则不考虑经济上的突破,希望更多的维持小农帝国(中国经济流动中,原有南向北,东向西的经济流动还兼具商业性格,而明清皇朝的南北经济流动更多的是政治强制需要,给南方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经济动力,中央政府再也不会放松对商业经济打压,人为的遏制资本的积累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而最重要的则是唐朝以后帝国武人政治地位的挫败,汉唐政权相对于后期的帝国(而这样商业军事体系最后的辉煌则是元朝政权,不过元朝却失败于农耕文明和士大夫文明的缺失,事实上后一种缺失对中国历史影响也不好,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更需要文武的合理分配),更多的依赖武人和商人阶层,它们政权的基石在于政权内部权利结构的广泛性(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但是仍然文武并重,但是后世王朝却偏重文治了),而不是说文胜于武,商业虽然不是主导经济,但是却不刻意贬低,而且唐代商人也不乏分享政治权利的正当机会。以上也就决定了汉唐政权的开放性和进取性。

东北边防军团的自给自足的特性,缺乏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加上胡人作为边防主帅(缺乏礼教中忠君思想的维持),叛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安史之乱前的西北军团也东北军团的矛盾(前者希望维持中央权威,后者希望分权),地方边防力量与中央文官集团的矛盾,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的矛盾开始显现,这是秦汉以来武人和文人的矛盾的必然,也为后世武人地位低下奠定基石(大家可以看出文人书面力量的可怕)。士大夫阶层的文官政府,他们依靠礼教和集权制度,经济上依靠对外贸易依赖不强的农业;他们希望维持帝国的完整和均平,维持权利结构中集权制度下士大夫主导的政权体制,开边为好大喜功,高消费就是奢侈腐化(反正不符合文人治国心理的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文官政府更多的看不起武人和大商人(后两者注重边疆开拓和胡汉贸易)。而武人商人不同,他们喜欢向外扩大影响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和士大夫冲突。而军人地位的没落主要表现在再不能依靠军功跻身于中央权利中心。唐朝名将中,有很多人通过战功成为内阁主要成员,最著名的是李靖。而皇权正是依靠对军人功业的尊重,为皇朝的强大做出了贡献。士大夫和军人冲突历代有之,但是到唐玄宗时期,特别是张九龄时代,文人政府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危机的总爆发,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牛仙客入阁事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张被罢相,牛也成了最后一位通过军功位居宰辅的武人(不过也是名义上的授勋,不比前代武将的实权)。这个事件一面显示了文官政府希望保持皇权的绝对权威,打击地方与武人势力(事实上是希望皇权通过文官政府运作,从而获得所谓文治);文官政府不愿意武人分享权利的迂腐(虽然李林甫拉了牛入阁,但是李林甫做为文官首脑也是贬低武人的,其打击边防汉人军事首脑也证明这点,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王忠嗣事件,不过李比张九龄更有手段,更实际,但是武人在中央政府中缺乏地位已经注定了)。中央关闭了以武入阁的通道,武将们就更多的将注意力量放在扩大地方权利上;为防止武人进入中央,分享文官集团的权利,李林甫干脆大规模任用胡人做边防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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