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 猫眼看人

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


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


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l2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

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刘广定教授回来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成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者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 7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65%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30%以上。


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60%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


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