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睁开双眼看世界的第一位中国帝王ZT

汤恩伯 收藏 36 3671
导读: 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


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帝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王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帝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帝一继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大明崇祯历书”。



大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大明崇祯历书》。



《明史》载:“大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大明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帝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帝,作为外行,崇祯帝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后来的满清政府。且当时满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于是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爱新觉罗.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大明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明朝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明朝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大明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大明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大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大明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附 明末利玛窦与其他教士


开创第三期中国***事工的,当然要算到利玛窦,在他以前许多冒险而努力的人,都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前人种,后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而利氏苦心孤诣,亦足以耋万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迹,见之于一般记述者甚多,兹且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略述如次:


利玛窦,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国习惯,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生于一五五二年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地方。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高官,也希望他的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肄习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时候,有志修道,不愿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稣会,有传道四方之志。他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极端反对,欲亲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这样有三次,乃翻然觉悟,以为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习文理科学识之外,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在院立志传道印度,于一五七七年附舟历数国辗转至印度。一五八○年受司铎之职,次年得范礼安之召,乃至澳门。这时澳门已经中国政府允许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稣会士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立为主教区。


利氏到了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华语,因为范氏鉴于前此诸教士工作的未获成效,乃由于不懂华语之故,于是命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后来,因为他们能操华语之故,获得总督嘉许,使耶稣会得由广州而入肇庆,立定了传道的基础。先是广东总督名叫陈瑞,起初到任的时候,便借口调查澳门葡侨之名,乃传令召澳门首领门多萨(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萨阿主教(Don Leonardo de Saa)到肇庆总督府质问,其实他别有用意。这消息传到澳门之后,一般侨商,成为不安,恐怕有什么不幸的来临。不得已选派两个能说华语的人员,代替前往,于是令检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门多萨,罗明坚代替萨主教,来到肇庆,向总督从容陈辞,并呈献所带布疋、丝绒、水晶镜等约值二千余元银两之物,总督遂变其傲慢态度,款待礼遇,留居府内十五天之久,又以罗明坚酷好文学,赠给他们许多中国书籍。罗明坚见时机可乘,便向总督请求驻所,以便留此学习中国文字,虽然未得允许,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后罗明坚得几次谒见总督,在肇庆建立了根基。


二年以后,罗明坚乃带了利玛窦(一五八三年)到肇庆谒见新任总督郭公。肇庆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城,风景非常美丽。他们到了那里,首先谒见知府王公,按照中国习俗,行跪拜礼。知府对于这几位外来的朋友,十分殷勤。他们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块远离市尘的空地,可以为建筑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带他们到西门外江边观看地方,离这里不远正在建筑一九层高的八角塔,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择定一角。罗明坚便回澳门计划建筑经费,利玛窦一人留在肇庆。因为他学习中国语还不过二年工夫,对于各种事务的处理,自感非常困难。官厅虽然允许他们建筑,而民众却异常反对,于是引起了骚动,谣言蜂起,几乎酿成大狱。幸亏那个知府加意保护,张贴告示,说明教士来华理由,经过六个月的口舌,风潮方始和缓。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欧式的,下层一共五间,中层暂作教堂的一间客厅,上层为教士们住室,前面有一个阳台,从远处看来,式样非常美观,而且与旁峙的九层高塔互相辉映。人民少见多怪,哄动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庆。他本是长于数学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大尺寸,改绘成中国字的地图,将中国本部十五省绘在中央,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却投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他把这地图与浑天仪、天地球考、时晷、报时钟等物,赠于当道,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并佩服他们的学问而得一般学者的尊敬。罗明坚既然跟着卸任的总督到绍兴去了,利玛窦便独当一面的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学问使人佩服,并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横逆之来,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个从后面墙上进来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个人觉得很惭愧。自然这样的事情便传布开来,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称赞,他们在肇庆,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学习中国语言,并且研究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五经子史,都能明晓其意义,据此著书立说,发明教义。他欲实现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他要『在中国成中国人』,于是他也像罗明坚一样在饭食起居仪节生活上都完全中国化,穿着和尚的服装,而改变欧洲的习惯。后来遇到瞿太素,才劝他改穿儒服,废除僧名。那时有因爱慕其学问,而来跟从他的,如钟铭但黄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来请求祈祷的,于是在肇庆便有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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