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轻轻伸出一个手指宣布裁军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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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85年6月10日,全世界都在传递着新华社的一条消息:“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 近20年过去了。发布这个消息的新华社记者刘回年现已退休,但对自己见证的百万大裁军会议场景,仍记忆犹新———“参加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正军职以上的军官有500多人。会议的高潮是6月4日上午。当时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了。小平同志身着灰色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席位上。他从不用讲稿。那天只说了半个小时,一板一眼。宣布裁军100

1985年6月10日,全世界都在传递着新华社的一条消息:“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


近20年过去了。发布这个消息的新华社记者刘回年现已退休,但对自己见证的百万大裁军会议场景,仍记忆犹新———“参加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正军职以上的军官有500多人。会议的高潮是6月4日上午。当时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了。小平同志身着灰色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席位上。他从不用讲稿。那天只说了半个小时,一板一眼。宣布裁军100万的时候,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手指……”


邓小平1981年出任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卸任。这段时间,刘回年一直在新华社从事军事报道。“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参加军委座谈会、军委扩大会和小平同志在军队的重大活动。从1981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有几次机会接近小平同志。无论在有许多高级将领参加的军委座谈会或军委扩大会上,还是在小范围里与军队同志谈工作,他始终是那么沉稳和果断。”


刘回年在其《重大事件亲历———一个将军记者眼中的政治风云》一书中写道:“早在1984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我就听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军队必须进一步‘消肿’,‘虚胖子是打不了仗的’。军队员额‘要减到300万,多了不需要’。‘精简要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我希望两三年时间实现这个决策。’”“文革”时期,人民解放军员额最多达600多万。1975年,邓小平领导军队整顿工作,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5个字:“肿、散、骄、奢、惰”,而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消肿”着手。1978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不再列入军队编制。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再次整编,裁并重叠机构,压缩非战斗人员,以便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经过几次整编,人民解放军员额从1982年的492万减到400万。邓小平仍不满意,提出要继续“消肿”。


1984年11月1日,小平同志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他没有寒暄,也没有讲稿,坐下后就开讲:“就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这位80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小平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刘回年说:“鉴于当时的工作实际,军队领导层老化和‘消肿’两个问题公开报道尚不是时机。军委领导交代,这次会议只报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和军委座谈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此,我写了两条稿子播发。”


这次座谈会之后,中央军委扩大会于1985年5月23日~6月6日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宣布了裁军100万的决定。“由于这是一次重要的军队工作会议。中央军委规定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并指定我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负责报道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副主任李希庚是位老同志,战争年代曾兼任过新华社兵团分社社长,懂得新华社报道的要求。他跟我研究,提出先写两条新闻:一条是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裁军100万;一条是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的综合报道。按照军委的要求,6月10日首先播发了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的新闻。由于事情重大,这条只有600多字的新闻连同小平同志的照片,均在《人民日报》等大报头版头条刊出。”刘回年回忆道。


这次裁军“消肿”是对中国军队实行脱胎换骨的“大手术”。1985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原有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将有60万名干部在3年内退役转业……对全军而言,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


刘回年说:“小平同志强调,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要我们忍耐几年,等到世纪末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更新装备。搞建设要有先有后,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没有邓小平英明的战略决策,我们当时还会继续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把有限的财力物力过多地用在战争的直接准备上,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通过这次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了几个集团军,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加强了特种兵建设……这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开端。”刘回年感慨地说,“我作为报道百万大裁军进程的记者,对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非常钦佩。没有邓小平,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今天的富强,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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