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改革

中国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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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


最近,土地改革成为很时髦的题目,国民革命成功20年,始终忽视这个问题,今日时势所迫,才又提了出来。作者陈翰笙先生是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组组长,现任美国约翰霍浦金大学研究员,陈氏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多年,著作甚富,为此一问题之权威。


《世界与中国》编者:历史上大规模的举措,从来不是直接了当用简单方法就能成功的。像中国土地改革这样迫切而显著的问题,它也遭遇到种种的困难和阻碍——有些是改革者自己的错误制造出来的。土地改革已经经过了四个阶段,于今又在步出第五个阶段的门限了。第一个时期,1927—1931年,是减租而不没收土地;第二期,1931—1934年,没收地主的土地同时减租;第三期,从1937年8月到1946年5月,减租并没收汉奸的土地;第四期,从1946年5月到1947年10月,土地所有权再分配,但非平均分配;从1947年10月以后是第五期,以户或家为基础而平均分配。这五个时期里面,第一期是国民党倡导的,其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金陵大学万国鼎教授说:“就理论的观点而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大同小异,都是根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惟一的分别,是国民党对于把地主的土地转移到农民的时候采取和平的方法,而共产党则断然地没收地主的财产,……国民党倡导多于实行。”(1947年3月17日《上海大公报》)


中国的土地改革,因为它是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各种问题发展出来的,所以有它的历史上的独特性,与俄国革命后苏联人所推行的土地政策,大有分别。苏联把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人民的只是土地的使用;但是中共分配的则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这是中国目前兴起的土地改革,在性质上,和30年前俄国革命的土地改革,许多根本不同的成分之一。


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地租制度表现的比任何事物都清楚。在中国,富农和贫农都租地耕种,西洋也是这样。在中国以及西洋下面这两种场合是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的。有相当资金和工具的富农,他租地是为了扩张他的农场管理和尽量使用他的雇工。有少量土地或者一点土地没有的贫农,他租地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生存,或者他那农奴似的生计,所以不惜出过高的租金。第一种租户的增加是在农业方面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第二种租户的流行,则表示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得势。


根据统计上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来,一般的俄国富农多租别人的土地耕种,反之,中国的富农却常常把土地租出去只收租子。(参看Pacific Relations研究所编的Agrarian China59页,伦敦Allen and Unwin书局1939年出版)这一点表示两国情形的基本差异,并且说明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现在渐渐崩溃,在农业方面如何地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巴黎的塞诺包教授(Prof Charles Seignobos)说:“中古时代是大规模的占有,而小规模的耕种。”这个封建经济的定义是很确实的(原文见塞诺包教授的The Feudal Regime,纽约1902年出版译本)。这种制度从汉朝到于今行了二千年。这两千年的期间,土地集中和使用日见分散的矛盾,虽然经过若干朝代的变换和一部土地的再分配,但是始终未能解决。过去数百年的经济制度和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所发生的冲突,结果把前者的优点的魔力赶散了,而把遗传下来的弱点加重了。


土地垄断和资本垄断一样地涂炭人民。在中国这样的“前工业化的”国家,商业的资本和高利贷的资本主要是从租息堆积而成的。地主认为土地是最保险的金钱投资,专以收地租为谋利,而一般农民就必须抑仗缴租种田的方法为糊口的基本,然而他们没有方法能够增加生产。


地主和贫农的关系可以简略归纳之如下。当地主增加地租的度数时,地价也随着提高。土地价格愈高。农民买地也就愈难;那么他租地种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因为土地都把握在一些地主手里,贫农也就不得不向他们请求租佃权。他们迫于不得已遂出过高的租价,甚至超过土地真正生产量的一半,很少人能逃过这种压榨。高价的地租和小单位的农场,使得租户无法耕种他所需要的大面积的土地,造成一个罪恶的循环,再加上高利贷和商人,使得情形更为加重。在中国,应当特别一提的,是高利贷者,商人和收地租的,往往是一个人一一收地租的地主。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当1927至1937年这十年内战的期间(多半在江西打),国民党第一次试行土地改革,命令二五减租,使地租减低至不过总收获的37.5%。只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五省政府发布这样的命令。这五省之中只有浙江真正试行过。这次政治实验是失败了,因为寄居政府内外的地主们的势力太强,使减租的计划无法通盘实现。在1931年春天,浙江忽然发布一个新的命令把法定的租率增加了一倍。(参看1932年7月份《新创造》杂志林芷青的《浙江的二五减租》)


共产党,虽然被封锁,巩固其管辖区域,在江西实行了一个有效的二五减租计划。当他们应当结合一切阶级以推进国民的民主的革命时,他们却犯了一种错误,按照计划实行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没收一切地主所有的土地。据最近的报告,毛泽东指出那个政策的特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富农坏的土地”,并且指责那是过左的错误。(见毛泽东去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在1934年共军开始西北长征的时候才中止的。


将近1935年末时,中共决定参加全国反日联合战线,就放弃了过左的计划。因此导引而成战时减租的土地政策,同时实行减息,没收汉奸的土地。在所谓几个省份的边区一一一般地认为是游击战的根据地,这种政策即为新成立的地方政权热烈地采行。(参看牛津大学出版部1946年出的小册子第33种陈翰笙的The Chinese peasant)没收的土地就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家庭,土地赋税采累进率,同时贫农组成各种的合作社。用维持并保护私有土地财产的引诱,以这种集体劳动的方法协助克服土地散漫及土地单位太小的困难。于是贫农显著减少,中农和真有进取心的富农也日见增多。许多地方的生产和生产力都增加了。


日本侵略者完全是掠夺,所以能够很快地广阔地把土地所有权集中到他们手内。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论南北,土地被他们无代价地攫夺了做为军用。在后方诸省地主势力也强化了,有钱的官僚,投资购买好多的良田。


在1942年顷,田赋改征实粮,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地主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去,或者提高租价,或者把租钱改为谷物。谷物在战时价格很高。这样一来,苦了租户,他确实的(原文见塞诺包教授的The Feudal Regime,纽约1902年出版译本)。这种制度从汉朝到于今行了二千年。这两千年的期间,土地集中和使用日见分散的矛盾,虽然经过若干朝代的变换和一部土地的再分配,但是始终未能解决。过去数百年的经济制度和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所发生的冲突,结果把前者的优点的魔力赶散了,而把遗传下来的弱点加重了。


土地垄断和资本垄断一样地涂炭人民。在中国这样的“前工业化的”国家,商业的资本和高利贷的资本主要是从租息堆积而成的。地主认为土地是最保险的金钱投资,专以收地租为谋利,而一般农民就必须抑仗缴租种田的方法为糊口的基本,然而他们没有方法能够增加生产。


地主和贫农的关系可以简略归纳之如下。当地主增加地租的度数时,地价也随着提高。土地价格愈高。农民买地也就愈难;那么他租地种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因为土地都把握在一些地主手里,贫农也就不得不向他们请求租佃权。他们迫于不得已遂出过高的租价,甚至超过土地真正生产量的一半,很少人能逃过这种压榨。高价的地租和小单位的农场,使得租户无法耕种他所需要的大面积的土地,造成一个罪恶的循环,再加上高利贷和商人,使得情形更为加重。在中国,应当特别一提的,是高利贷者,商人和收地租的,往往是一个人一一收地租的地主。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当1927至1937年这十年内战的期间(多半在江西打),国民党第一次试行土地改革,命令二五减租,使地租减低至不过总收获的37.5%。只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五省政府发布这样的命令。这五省之中只有浙江真正试行过。这次政治实验是失败了,因为寄居政府内外的地主们的势力太强,使减租的计划无法通盘实现。在1931年春天,浙江忽然发布一个新的命令把法定的租率增加了一倍。(参看1932年7月份《新创造》杂志林芷青的《浙江的二五减租》)


共产党,虽然被封锁,巩固其管辖区域,在江西实行了一个有效的二五减租计划。当他们应当结合一切阶级以推进国民的民主的革命时,他们却犯了一种错误,按照计划实行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没收一切地主所有的土地。据最近的报告,毛泽东指出那个政策的特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富农坏的土地”,并且指责那是过左的错误。(见毛泽东去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在1934年共军开始西北长征的时候才中止的。


将近1935年末时,中共决定参加全国反日联合战线,就放弃了过左的计划。因此导引而成战时减租的土地政策,同时实行减息,没收汉奸的土地。在所谓几个省份的边区——一般地认为是游击战的根据地,这种政策即为新成立的地方政权热烈地采行。(参看牛津大学出版部1946年出的小册子第33种陈翰笙的The Chinese peasant)没收的土地就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家庭,土地赋税采累进率,同时贫农组成各种的合作社。用维持并保护私有土地财产的引诱,以这种集体劳动的方法协助克服土地散漫及土地单位太小的困难。于是贫农显著减少,中农和真有进取心的富农也日见增多。许多地方的生产和生产力都增加了。


日本侵略者完全是掠夺,所以能够很快地广阔地把土地所有权集中到他们手内。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论南北,土地被他们无代价地攫夺了做为军用。在后方诸省地主势力也强化了,有钱的官僚,投资购买好多的良田。


在1942年顷,田赋改征实粮,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地主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去,或者提高租价,或者把租钱改为谷物。谷物在战时价格很高。这样一来,苦了租户,他们的经济情形遂更加恶劣。克莱西(George B.Cressey),一个无所为的美国地理学家,在1943—1944年那个冬天到中国来,他说在浙赣湘三省米茶区内,耕种土地的人实际所占有的土地不过四分之一而已。(George B.Gressey.Asian Lands and Peoples.NewYork 1939年)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共又揭起地主寄生的问题。在1948年5月4日他们制成了口号,“耕者必须有其田;有田者必须耕种它。”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把它们分配给没有土地或短少土地的贫农。又像先前那个时期一样,乡村大会决定一切事情,“像历史上的新英格兰市政府一样”。一切男人女人足18岁的都有投票权——不只是家长。他们可以在全部或三个方法之中选择一个。第一,减租可以追溯二年,地主必须返还一个租金的l/4。第二,大地主必须交纳田赋至其所收租金之半,而贫农只交他收获的7%。每家有一亩地是完全免纳田赋的。地主返还租金或交纳田赋,可以出卖他的土地。第三,地主必须将其过多的土地售卖给新的政府,政府得发行土地债券给地主作为地价。延安对于这种强迫售卖,在1946年12月21日公布了一种法律。


1947年9月,内战进行已经一年多。共军进至长江流域的中部,而中共的游击队也散布到中国的南部。在华北施行的土地政策,(那里的佃户不很流行)显然不适宜于南方。在这个月中,他们举行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一致承认对于地主租金的清算。在南方是牵制太广而且太复杂而沿海诸省的地价也太高。因为农业上的工资太低,如果地主过多的土地被没收,每年租金收入实际不能给地主相当的赔偿,所以按家按户为基础的平均分配土地,被大家赞成。


十年以前陶尼教授(Pro.R.Tawney)写道:“地租法须要改革,高利剥削者和经纪人紧紧地抓住死扣子不肯松手,要打破他们的势力,只希望用技术改进的方法是不行的,……一个有胆量抓住土地问题的政府,无须乎畏惧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不宁。它会得到50万个乡村的依赖和善意做它的盟友。”(AgrarianChina)


实际上,自然许多乡村的依赖和善意,非实行有力的土地改革是不能获得的。中共得到土地改革会议的议决,在1947年10月10日宣布了他们的基本土地政策。这样使得每一个乡村的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土地耕种一一按照各地的情形和家庭的大小,从三亩到七、八亩不等。


这一次的土地再分配,使贫农的所有增加。除了少数的特别区域以外,土地的占有一定是不够,这也是实情。因为耕者有其田,所以贫农无须再出地租,因此他们的贫困也就常常地可以克服。再者,因有生产合作社和劳工互助的方法,使他们的农场可以多少集中一些,足可胜过现在不集中的土地占有。这样将来一定能增加农业生产——在战时已经有很好的证明——并且可做工业化的基础。等到中国完全工业化了——大约在30年内——就能够生产大机器,载重汽车,打谷机和牵引机,中国就要试行全国集体农场,同时也就要实行土地国有了。


虽然中共研究苏联的土地政策,然而他们施行的土地政策,却是使用国粹的方法解决了他们国家最严重的问题。(译自Far Eastern Survey)


(录自《世界与中国》再版第一期,1948年6月15日)

看看当初的文章,真是感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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