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真相 三国时蜀汉为何不置史官

揭开历史真相 三国时蜀汉为何不置史官

历代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中,向者不乏有“蜀汉不置史官”之说,论者盖源于陈寿的《三国志.蜀后主评传》中的一段评语:“…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寿据此以批评诸葛亮虽长于政务,但在著史事上还是做得不周到。

于是刘知几就跳出来反驳陈寿了,他在《史通.曲笔》里举了陈志中“史官言景星见”的例子,还有诸如“黄气见于种归,群鸟堕于江水;益州言无宰相气”等文字记载,煌煌然反驳陈寿之评不确,并认为寿之所以这么说,“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平心而论,刘知几考据功夫那是一等一的,后世反驳寿之论者多采用其论述。但是其轻率下的结论,又有点想当然耳。

且刘知几引述陈寿评语又与今日我们所见有别。他在《史通.曲笔》是这么说的,“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哲不知刘知几当时所见《国志?刘后主传》和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否不同,待有识之士考据。以现有材料看,哲推断刘知几存在误读的可能,他引述的不是陈寿原话,是经他自己加工的语言。陈寿并没有明确说过“蜀无史职”的话,而刘知几却在《史通.曲笔》里活生生把它给“坐实”了。后世之人又将刘知几“先入为主的判词”奉为了真理,皆以为“蜀汉不置史官”是出自陈寿之意,故又跟着刘郎误读。

然哲以为,陈寿轻率评刘后主之言;刘知几误读评语,且讥讽陈寿有报私之怨、曲笔之心;后人复以刘知几“坐实”陈寿之言,据此而传习“蜀汉不置史官”之说;三者连环错,皆误也。

遍搜典籍,言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之说,在三国同时代的记载中几无。虽北史中有“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北史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然此论属后出,也无非是以讹传讹。始作俑者,唯寿也。

然寿之评刘后主之论,失之确凿,后人即有非议。针对陈寿评后主“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婓松之则认为,“赦不妄下”,诚为可称,至於“年名不易”,犹所未达。案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未闻前史以为美谈。意思是说,“赦不妄下”论有所据;然“年名不易”未闻历史上有据此以为美谈的。且认为寿之评是自相抵牾,他提出后主的“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延熙之号,更是超过了二十多年未改。为何又有“兹制渐亏”之论呢,可谓是同一件事情得出了相反的两个评论。

就寿评刘后主“继位则改元,有违古义”之说,哲以为也有评论过于绝伐之惑。考古之帝皇继位事,当年改元者也不乏其人。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康元年。其他诸如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于是年十二月就改元为“开元”也记载在史,未闻后人对此有何异说。且国家在非常时期,行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刘备死,托孤于诸葛亮。以亮务实之作风,为安民心,定国家根本,绝”管叔”之流言,避周公之嫌,于当年改元,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奈何寿“以古而非今”,以此责备诸葛亮考虑欠周呢。哲以为,“犹有未周焉者,非亮也,实寿耳”。

再者,言及寿评“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之句。哲观之,寿此论又有自相抵牾、以偏概全之惑。

首先,要确定这个“灾异靡书”中的“靡”字为和解?世所论者,多理解为“灾异靡书”是说灾异、瑞应都不记载于书,哲以为不确也。靡,在说文里,解释的也较为潦草。说文是这么解释的,“靡,披靡也。从非麻聲。”哲以为“靡”字应作“多”解。奢靡;靡货(奢侈品);靡靡(华丽而堂皇);靡丽(奢华,美盛)均有多且浪费之义。故,刘知几考据出蜀国灾异祥瑞不绝于书也就很好理解了。

“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也很符合古人的文字习惯,前句应是说记言记事类的记载多有遗漏,后句是说灾异类的记载却充斥书籍。也等于强调了前面所说的“注记无官”的说法。在这里,陈寿也顺带表明了史官的责任,那就是既有记录“行事”,也有记录“灾异”的责任。东汉时,天官(历官)、史官分野亦已趋向于定型,而直至南北朝之前,“史官”之称都是指历官,而以“著作郎”称撰史之官。

观三国各种史料,蜀国记载类主要在于刘备起兵至称帝的事迹多有遗漏,而其后记载却并不比魏、吴两国缺乏。应是刘备前期颠沛流离,资料多无记载,直至称帝后才设置史官,故此蜀汉后期资料还是算完备的。由是观之,陈寿所言“国不置史”非所谓世人理解的“蜀汉不置史官”,而是抱怨蜀汉没有修史。非这么理解就不能解开陈寿的自我抵牾之处。

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设观天文的历官,因为这与农时、天象、礼仪密切相关;而不设记录史官,那是所谓“正朔”的意识形态之争,对他而言,实在无关宏旨,经理王业才是当务之急,不暇及此。在诸葛亮看来,蜀汉是自认承继汉统之国,而当时的国家“汉”正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哪个王朝会在国家尚处于大分裂状态时去修史。这个时候如修蜀汉书充其量也就地方志而已,徒然沦为笑柄。

可笑某些砖家学者居然连这些封建常识都不懂,还以此做文章大放厥词。说什么蜀汉不修史是为了压制言论,说什么蜀汉不修史是刘备、诸葛亮担心自己的言行被记录在籍,更有甚者将「国不置史」作为诸葛亮的七宗罪来看待。这帮吃饱了撑的家伙嘴巴里放的厥词比屁还臭,只可怜见天下父母养大个孩子不容易,拜托这些个砖家教兽们不要再误人子弟了啊。

始作俑者,唯寿也。从我们现今掌握的资料来看,刘后主并非是昏庸之君,也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就任蜀汉皇帝共计41年,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君主。其中,诸葛亮辅佐刘禅11年,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还在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能执政这么久,刘禅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哲以为刘禅有容人之量、头脑清楚且能知人善任,陈寿在《三国志.蜀后主评传》所评三论皆误也。裴松之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此论近乎公允。

陈寿者,生于巴蜀,而迁于魏都;在蜀曾任“东观秘书郎”,在晋则为“佐著作郎”、“著作郎”;曾和诸葛亮同事数年,且离蜀汉亡国未久,按理蜀国风物在其私撰《三国志》中,应该资料详尽、厚实有余。然蜀书仅薄薄一卷,记传人物多有遗漏,却被其推诿为蜀汉“国不置书”,致使其收集资料困难。然哲观蜀汉志中,蜀汉国后期重要将领的廖化,志上仅寥寥数语带过,若为前期人事,还可以推诿记录遗失,而后期廖化与寿同朝为官,寿焉能不清,传记如此,委实可恨!

时人有讥讽陈寿大段抄袭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致使寿之《三国志》中魏、吴纪传多翔实,而蜀汉文字多遗脱,想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因为蜀国无书可抄。由此观之,陈寿史才也局限矣,史论也多有不当之处。但寿以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来掩饰自己修史的不足,拟或是突显其书《三国志》的优秀,这种“欲藏还露”的表现手腕,确实高明奥妙。只是委屈了刘后主、诸葛丞相,用刘知几的话来说,确实是厚诬了诸葛亮,且连累了后世学者皆误以为蜀汉不曾置史官,皆陈寿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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