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抗日战略简介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国民政府便开始了为期14年的抗日战争。本文将重点介绍和分析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



一、以确保本政党绝对统治为第一目标以及在此目标下的对日妥协


自一九三一年开始,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一直以确保本政党的统治为第一目标。尤其在七七事变前,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宗旨,对内全力压制中共政权,对外则尽量实行妥协政策,避免与日作战。


1、在日本不断逼迫中国的情况下,对中共进行五次围剿


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对红军进行围剿后,于1931年2月、1931年6月、1932年12月、1933年9月又连续四次调动国军主力对苏区进行围剿。其中,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都发生了九一八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此时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而国民政府并未顾及人民的要求。在第四次围剿时调集三十多个师,第五次围剿时调集一百万的部队,蒋中正亲任总指挥,并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用来购置军火和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


2、1935年10月中共红军主力抵达陕北后,蒋中正不顾东北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战要求,紧逼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剿红军,最终酿成西安事变。


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半年之内,东北三省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而国民政府仅仅是向国联投诉,并照会英美等国,仅期望依靠国联出面调停,而将东北军主力全部调往关内对红军根据地进行围剿。


4、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愿扩大事端,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挑起事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但国民政府再次和日方签订《塘沽协定》,将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1935年5月日本向中国提出进驻华北的无理要求,国民政府又一次退让,和日方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中要求国民政府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国民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


5、七七事变后,面对中共抗战诚意,依然提出彻底收编红军的要求,企图通过改编红军,迫使中共分解。后在上海起战事后才无奈放弃此想法,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二、积极改革,完善国防体系,整编军队


面对日军的全面侵华的企图,国民政府一边上诉国联,一边积极备战。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并依据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是为中国最高军事机构,统一处理中国的国防作战方针、国家兵力调集、国防财政预算等,并有权利要求各级行政配合其执行所有决议。


1、自1936年起,改变以往师一级的编制,军队内部各式武器或配合或集中使用,增强各单位的战斗力,至1936年底共完成改编师20个。同时对各地派系武装统一整编,整编东北军10个师,桂系军队10个师等。


2、收编各地军阀势力,整编全国军队,以求做到:全国军队统一编制,调整各层作战单位的部署和兵种的调配,各部队的人事调动划归中央统一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四川军阀的整编:


从1937 年5 月到1937 年9月,国民政府在举国抗战的背景下,成功的对四川军阀进行整编。此次整编川军16万余人,不仅结束了四川的军阀内乱的局势,也为抗日提供了一支生力军,川军几乎参加了日后的所有大型会战,共计伤亡60余万人,为抗日做出不朽的贡献;此次整编的成功也为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领导全国抗战打下基础。四川人口纵多,物产丰富,紧靠两广,两湖,云南等省份,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位置,非常适合建设成为战略退守和反攻之地。


3、划清各兵种之间的关系,完善各兵种的作战方针。对现有国家战备资源进行整合,积极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发展特种作战力量,组建了3个德械师。


4、大力发展中央直属军队,引进国外的训练模式。装备中央军70个师,其中40个师是以黄埔军校生为军官组建的,并聘请德国的教官予以训练。


5、加强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能力,发展了部分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和设施。


6、完善华东区的防御体系,将当时的华东地区划分3个防御区,即京沪地区、沪杭地区、南京地区以防御从上海来犯之敌。在鲁南等华北地区,也积极修建工事,期望建立大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日军。


7、武器制式尽量统一。当时各地武装的枪支配备五花八门。比如桂系是英国装备,滇军是法式装备,东北军是日式装备等。各地的兵工厂生产的枪支弹药也是五花八门,给前线补给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决定统一几种战时使用率最高和用途最广泛的兵器的制式,尤其是统一了步枪,机枪,迫击炮等制式。积极扩大军工的产量,提高军工质量。对国外先进的武器装备进行积极仿制。,比如轻重机枪方面对德国和捷克的装备进行了仿造,战争开始后,对日本的掷弹筒进行了仿造。



三、从速胜论到持久战的战略转变


日本对中国侵略步伐的加快使得国民政府开始研究具体的对日作战措施,并于1936年底拟订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该计划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第一份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根据不同的假设,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指出:日军的军备和国力远在我国之上,并且拥有华北作为根据地。一旦战事爆发,则日军必定采用速胜的战略,而我将在黄河以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积极抵抗。如敌顽强,不得已情况下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同时设想,若敌我战事一开,则英美苏三国将被卷入。则日将以陆空主力对付苏国,海军主力对付英美。而我方可乘机对敌实行反攻,陆军沿平汉路北进决战,空军可对日军本土进行空袭,同时组织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牵制,扰乱对方。并认为日军惯用武力威胁为主,以局部军事进攻为辅,否定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可能性。


乙案设想:日军若全面侵华,必和苏联产生冲突。日苏开战在先,而与我开战在后。而与我作战时必采取攻势,期望短期内消灭我作战力量。而我则全线出击,击敌于长城外,并用主力进入东北作战,消灭日军主力。


甲乙两案表明国民政府在前期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一方面国民政府单方面认为一旦中日起事端,则苏美英必卷进中国战场,然后日军必不能调集全部主力和我作战,我则趁机收复国土,将日军赶出中华。另一方面此作战方针带有战略决战和速胜的意图,并且忽略了日军将全面侵华的可能。事实是此时的英美等国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1937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21.9%,9.5%,15.5%,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因此,面对欧洲和亚洲的崛起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西方世界采取了绥靖主义政策。其中美国更是对日源源不断的出售战略物资,助纣为虐!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苏联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工业产值升到了世界第二位,但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排挤,也尽量避免陷入与法西斯国家的直接对抗。因此国民政府的此种战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数次约见西方大国的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但都遭到拒绝。


1937年蒋中正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明确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确定了“只应战不求战”的战略方针。


平津失陷后,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国民政府领导人分析得出“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的结论。会议后国民政府首先与中共就红军改编事宜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之前救国会的抗日七君子等都转变到拥立蒋中正的立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就此形成。


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以持久战为主旨,将中国划分为5个战区:第一战区为冀省及鲁北,为主战区;第二战区为晋察绥地区;第三战区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为闽粤两省;第五战区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同时分配了各战区的战斗序列。


至此,国民政府在华北,沿海等地区调集主力,构建防御阵线开始了全面的抗战!



四、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实行持久战战略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的实力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在经济和工业上,1937年时,日本的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为13.6亿美元;日本钢产量为600多万吨,而中国为50余万吨;日本拥有世界前列的军工制造业,中国只能制造基本的枪支和小口径火炮。军队方面:1937年中旬时,日军拥有陆军兵力60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力160余万人。中国拥有陆军200万人,预备役50万人。虽然兵力差距不大,但日军每师的装甲数量和炮兵数量都远大于国军。日军海军拥有大型舰艇200艘,中国仅有66艘;日军陆海军拥有作战飞机2625架,中国仅有作战飞机305架。


鉴于中日军事和国力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大纵深,人口多的特点,国民政府制定来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


以空间换时间,就是利用中国广阔的国土,于敌进行持久战,等待国际国内时机的转变。积小胜为大胜,就是在每一场战役中,逐步消灭敌人,消耗敌人,以量变完成质变。为完成此作战方针国军主要进行了以下几场战役:


1、淞沪会战:日军窥视我江浙沪地开区妄图攻占上海,南京等中国核心城市,于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挑起事端。国军因此不断增兵上海期望阻止敌军在上海登陆,保护我国长三角的政治和经济中心。1937年8月始的淞沪会战,直到至11月12日方告结束,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中国投入70个师的兵力,虽装备恶劣但士兵大都拼死杀敌,此役毙伤日军4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有效的化解了日军三月亡中国的战略,虽然最后失去了上海并随即丢失了南京,但也使得日军在华北,华中上千公里的战线上陷入消耗战,而国民政府趁机完成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转移。


2、为阻止日军西犯,和共产党联合组织了太原会战。此会战以阎锡山为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至十一月结束。此次会战有效的呼应了淞沪会战,日军伤亡近3万人,消耗了日军的作战力量,阻击了日军沿平汉南下作战的计划。


3、为了阻止日军华北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和华中日军会合,国民政府由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组织了徐州会战。此会战国军调集了60万的兵力,在台儿庄取得大捷,又一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次会战历时4个月,为刚刚迁都至重庆的国民政府组织武汉地区的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武汉会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国民政府组织了100万余人,而日军组织了近30万人,此役日军被击毙近4万人,战略物资被大量消耗,中日战争至此进入持久战。


通过数次会战,国民政府初步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目标,而日军因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略物资严重消耗,被迫改变对华策略。实行以拉拢分化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等亲日派,建立伪政权为主,兵力进攻为辅的对华战略。但国民政府也在数次会战中,损失百万军队和大片国土。损失原因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装备上的优势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国民政府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是不够明智的,部队缺乏机动,经常几十万部队摆开阵地战,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暴露于日军的飞机大炮的火力之下,损失惨重。而我方却不能有效的消耗敌人;其二,国民政府的所谓持久战,并非是期望通过自己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和有效的国家战略来完成敌我双方力量的转折,而是单纯的期望拖延时间,期待国际格局的改变,此种思想导致了前期对敌作战的消极;其三、国民政府高层指挥不力,各部队保持实力,彼此之间缺乏支援和统一行动,部分将领贪生怕死,一战即退,甚至未战先退。



五、极力确保国家主体安全,尽量保存军队主力


对日战争的艰难是在战初就已经预料到的,因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而日军拥有海空军方面的绝对优势,因此,放弃沿海地区转入内陆作战是早就考虑到了。为此国民政府在数年前就策划经营西南数省,将之建立为抗战大后方。但在战略转移过程中,为了保证国家主体的安全,以及主力部队的完整,国民政府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也不惜放弃重要的战略地区。


1、为了阻止日军华北军南下,国民政府在徐州会战失败后,不惜炸毁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流。这场灾难波及豫、皖、苏3省,受灾面接约29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00万人,死亡人数在90万左右。


2、面对日军的大举进犯,国民政府一方面组织层层抵抗,另一方面又注重保存实力,在关键战役,关键时刻没有给予日军巨大杀伤,为保存实力不惜丢弃大量国土,但结果往往因为指挥混乱而损失巨大:


(1)、南京保卫战时,南京的守军2倍于进攻日军。装备也相对不错,弹药充足,如果在南京尽力与敌一战,将敌军拖进巷战、拖进城市战中,则敌若不付出数万的伤亡是很难占领中国首都。但国民政府一方面没有将城中百姓予以遣散,另一方面在守或不守问题上反复不定,说穿了就是没有决战的勇气,期望保存实力,期望苏联能够援手相助。国民政府高层决心的动摇,使得南京在城防巍然不动的时刻竟然上演一场撤退大戏,而这场大戏又因为将官的独自脱逃而变成一场悲剧。


(2)1944年4至12月豫湘桂战役时,国民党军消极抵抗,结果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贵州等省的部分区域被日占领,近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落入敌手;湖南等地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被日军攫夺。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仅在萍乡,就残杀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


国民政府的此种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其内部派系林立,作战指令朝令夕改,作战意图不明确,作战方针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消极抗日,自顾保存实力,没有站到人民的立场上,不仅没有和人民并肩作战,甚至反而打击抗日力量。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保存力量以图内战的意图更加明显。




六、曲线救国及与日共存


曲线救国,与日共存在这里是指部分国民党高层默许或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军,并和日军一起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打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战略方针里始终有“攘外必先安内”的影子。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军和日军基本处于共存状态,以尽力保存自己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国共两党的历史积怨太深以及在立场政策方面的严重对立,这种长期的矛盾虽然因为抗日战争而得到暂时的缓解,但在正面战场逐渐稳定之后,国民党内部顽固派开始蠢蠢欲动。一方面主张借日本人的手来限制和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期望借国际联盟的手来消灭日军,因此保存实力和限共,剿共便逐渐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重点方针政策。其主要表现在:


1、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此人数不包含原国民党高层就任伪政府主席后招募的伪军;投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的任务基本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扫荡。


2、 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介绍,部分国民党将领曾对冈村宁次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3、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限制全国抗日民主力量。而在11月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更是从“政治限共为主”转变到“军事限共为主”,发出了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4、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8万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伏击北上抗日的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各地抗日根据地基本都遭到了日军和国军顽固派的封锁,使得抗日根据地生活一度非常的艰难。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得中国的抗日联盟遭受很大破坏。消极的结果就是正面战场的不断败退,人民流离失所。



七、实行征兵制,建立系统的征兵机构


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对日后的中日之战,国民政府于当年12月提出建立征兵制度的议案。而后在1932年又提出了改革现行兵役制度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准备,国民政府于1935年6月正式公布了《兵役法》。《兵役法》规定兵役分常备兵役,补充兵役和国民兵役三种,其中,常备兵役和补充兵役都分为现役和预备役。常备兵役的现役为: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体检合格者,应要求入伍,而常备兵役的预备役就是现役的退伍人员;补充兵役的现役指适合常备兵役的超额男子,每年征集部分入伍,进行4-6个月的训练,期满退伍。退伍后就是补充兵役的预备役;而国民兵役又分为初期国民兵役、甲种国民兵役和乙种国民兵役3种。初期国民兵役其实就是对未满20周岁,但已满18周岁的男子,在本地实施军事教育。教育满后,入常备现役和补充现役后剩余的名额为甲种国民兵役,不适合以上情况者,为乙种国民兵役。但以上各种,都要经过地方或政府的训练。


随着局势吃紧,国民政府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征兵机构。1937年6月,国民政府将原属军政部军务司的兵役科,建立军政部兵役司,分设役务、征募、编练三科。1938年7月,增设补充科,10月又设立国民兵科。同时各省征兵机构也陆续成立,1935年1月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19个军管区、60个师管区和10个预备区。从1936年开始施行。同年5月,设置下列12个师管区、48个团管区,随后又设立多个师团管区。


在征兵制度上政府实行三平原则:即平均,按人口比例分配应征人数;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平允,除应免缓役者之外不能逃避兵役义务,并实行直接抽签法。


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国统区民众生活艰难,征兵工作遇到很大阻力。征兵过程中,缺乏政治方面的动员,手段粗暴。尤其是各地团管区,不安征兵制度办事,违背三平均原则,采用抓壮丁,扣军属慰问金等手段,加之对壮丁的待遇较差,虐待壮丁,因此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


为此,国民政府曾经多次进行改革。首先取消了团管区,而直接以师管区来进行征兵工作,其目的是减少团管区的徇私舞弊,克扣征兵经费的作风。增集的兵源可以直接送往野战补充兵团训练。同时制定了《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给予被征家属一定的安家费和稻谷补贴。在军人服役期间,逢春节,中秋等节日,另外发补稻谷,同时被征家属可以优先进入工厂工作等。壮丁被征后,直接进入野战补充兵团,并享有战士待遇。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壮丁逃跑的情况大有改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征兵过程中的政治腐败问题。在征兵过程中,抽签工作基本都是暗箱操作,各地都是上门抓丁,富人则用钱买丁。壮丁被抓后大多是用绳索捆绑,由军警用持枪押送,因此民变不断。而征兵机构对待所征壮丁又采用克扣拿等手段,士兵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遭受非人的待遇。大量壮丁死于从家乡到前线的路上。以国民政府统计公布的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达到801万人。




八、积极寻求国际帮助,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同盟获得大国支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就很明确的主张要和英国、美国、苏联结成统一战线并主要期望联美抗战。在日军挑起中日事端后,国民政府依照《九国公约》多次上告国联,期望西方大国出面调停局势,英美法等大国虽然和德日意等有尖刻的矛盾,但为了缓和本国的内部危机,以及期望靠德日意来压制苏联的构想都采取了绥靖政策。英国甚至和日本签订了《中国海关协定》,将中国在日占区的海关移交给日本。而此时美国同时和中日维持友好的贸易关系。


1940年7月日本抛出《基本国策纲要》,明确了南进为主要侵略方向,加强与德意联盟,希望吞并欧美大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同年8月,日本胁迫英国撤出上海,强迫荷兰同意对他的石油供应……而德国在欧洲已经所向无敌,仅英国依靠英吉利海峡顽强抵抗。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美国认为自身的利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抵制法西斯国家在全球的扩张,美国参、众两院于1941年3月11日,通过的《租借法案》。法案授权总统可以以出售、交换、转让或租借的形式向被认为其防御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物资、食品等任何军需品,由此揭开了美国全面援华的序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共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并提供大量军需物资。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正式开战,国民政府也随即正式对日本宣战。为了更好的强调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获得更多的大国支持,蒋中正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国政府向缅甸出兵,与日寇决战。随后,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


1942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一年,中缅之间的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我军战略物资紧缺。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开辟高空航线,确保战略物资运抵中国。于是一条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江机场,向东横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小凉山到达昆明,全长800多公里,山峰平均海拔在4500——5500米,最高处海拔7000米的驼峰航线被开发出来。从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国空中运输机共飞跃驼峰8万次,飞行150万小时,运送部队3万2千人,运送物资140万吨。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563架,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大概为8亿美金。


军事方面,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在华购买飞机,重金招募飞行员,成立飞虎队。后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 , 1943年3月再次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成为中国战场上空军的主要力量,担负起保卫空中航线,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任务。


美国在装备国民政府军队方面也出了不少力。至抗战结束,美国共装备国民政府39个师的兵力,接受美式装备与训练的中国部队为:新1军、新6军、第5军、第2军、第8军、第13军、第54军、第53军、第73军、第74军、第71军、第94军、第18军,每军下辖3个师,共计39个师。但其中除了中国远征军外,基本未和日军交火。


政治方面,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宣言》。宣言中要求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又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表示: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波茨坦公告》再次明确了日本必须无条件归还所有中国领土的立场。此外,1942年1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共同发表了《普通安全宣言》,提出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张。之后经过多次的国际会议的磋商后,于1945年6月25日,50个国家代表在旧金山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就此正式成立了,而中国也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