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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写日记的刘长春,每天都会写下他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遭遇和感想,奥运会期间从未间断。这些日记随后转交至上海《时报》记者滕树谷手中,经过修饰与润色,很快便见诸报端。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些文字,才真切地感受到奥运会的浓郁气息。



奥运村建在洛杉矶市郊的一座小山上,刘长春形容那里“风景幽雅,安静美丽”:“……迎风招展的棕树叶,盛开的花和茂盛的灌木,胜似一所公园。”令他感到诧异的是,在几个月之前,这里还“不过是一块荒芜的所在”,此时“却变成了一个繁盛的锦标之城。”



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为参赛选手专门修建的住宅区。他甚至细心地打听到,这个有着500多所住宅的美丽村落,“大会一旦闭幕,此村亦随之消失,因村内各项建筑物均已出售作滨海房屋之用,故选手享住此村,筹备会未花费分文经费。”对此他颇有几分感慨。



但是这繁华的景象,却无法掩饰现实的萧条。



1932年的这个夏天,在美国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著名的《光荣与梦想》开篇,被称作“山穷水尽的夏天”。此时的世界,实则笼罩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恐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近24年来,参赛选手人数最少的一届奥运会。



在奥运村里,刘长春目睹了各国选手在赛场之下的惨况:



“巴西政府财政困难,选手旅费无着,政府给以该国特产咖啡五万袋在洛杉矶廉价出售,以充旅费之用。又因此次各国对出席选手,皆选之又选,非有把握者均忍心割爱。”他看到芬兰只派出田径选手;瑞典只注重拳击;而法国、匈牙利等国,则索性舍弃了团体成绩。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得到张学良资助的8000银元,对刘长春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



7月30日14时30分,第10届奥运会正式开幕。



刘长春走进那座仿照古罗马竞技场修建而成的大运动场,场地四周,37个参赛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可容纳十万五千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2000多名运动员此时已全部就位,等待着走向中央的400米标准田径场接受检阅的那一刻。



按照规定的入场顺序,“希腊国系大会创始者,推该国代表队居游行第一队,其次挨国名第一字母之先后排行,美国队以地主居末位。”刘长春详细地记录下开幕式的规则,“每队由一专人持国名旗前导,持国旗者随之,后面即为职员代表及选手。”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排在第8位上场。



有人从观众席上,远远地拍摄下了当时的场景。在宏伟的运动场上,这支仅由6人临时拼凑的队伍,越发显得渺小:刘长春擎旗走在前列;中国总代表沈嗣良紧随其后;其次为宋君复、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时任上海西青体育主任的美籍人士托平。



行进在队列中的刘长春,羡慕地观望着美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壮观队伍,心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痛楚。拥有四万万庞大人口的中国,却派出了选手最少的奥运代表队。



“不堪的光荣”



7月31日15时,开幕式的第二天,刘长春站在了奥运赛场上的起跑线前。



他报名参加了男子100米、200米和400米赛跑,那天进行的是他的强项100米短跑预赛。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比赛前的全部活动:七时醒,八时半早膳,谈谈说说,看看报纸,十一时半又是午饭;下午一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



这看似从容的赛前准备,却埋伏着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



出发以来,忙于应付各种应酬的刘长春,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体育训练。在赴美的旅途中,哪怕是在甲板上做体操这样最基本的活动,也时常因为海面上变幻莫测的天气而被迫中断。加上舟车劳顿、水土不服的困扰,此时他的体力根本来不及得到恢复。



而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却早在几星期之前,便陆续抵美,并开始进行赛前训练。



在训练场上,刘长春遇到了两位旧相识:日本跳远和三级跳选手南部忠平、高栏选手鹤冈。当初在大连时,他曾与他们关系颇为密切,几乎每天都会相偕前往运动场练习。但“九一八”事变后,就彻底断绝往来。如今他乡偶遇,彼此却已形同陌路。



按照规则,百米预赛每组只取前3名进入复赛和决赛。事后很多人谈论起这次比赛,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刘长春赴美之前便已自知“欲与世界之田径选手精华争胜负,相去尚远”。但实际上,仅凭三年前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的成绩,他完全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



刘长春怀着一显身手的雄心而来,但他却遇到了最为强劲的对手。



时至今日,那一届洛杉矶奥运会仍被誉为“创纪录的奥运会”。田径比赛中共有12项世界纪录被改写,24项奥运会纪录被刷新。同样参加100米赛跑的选手中,有绰号是“午夜特别快车”的美国人埃·托兰。他在这届奥运会上,成为奥运史上百米赛跑的第一名黑人冠军。



被分在不同组别的刘长春,没能和托兰同场竞技,便惨遭淘汰出局。



各就各位。参加百米预赛第二组的6名运动员,在各自的跑道内俯首垂臂。刘长春排在第二道,身着上白下黑运动短装。此后在参加任何一场比赛时,他都会披上这样一身战袍,他将其命名为“白山黑水”,借以表达不忘东北沦陷的国仇。



场上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屏气宁息,静静地等待着。啪的一声,发令枪响——



他像离弦的飞箭猛射出去,一起跑便冲在了最前面。空气似乎在那个瞬间骤然凝结,时间也开始变得迟滞不前。在这个23岁的中国青年意识深处,童年时那个无所畏惧的“兔子腿”仿佛突然苏醒过来,观众席上的人们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的灵魂涌动着飞翔的冲动。



到50米处,他一直保持领先。终点线越来越近。但此时他的步伐却开始变得沉重,体力迅速流失。而身后那些追赶者却正在迅速赶上来。



70米处,对手终于将他追平;80米处,有人赶超在先。



他试图加快步伐,但是双腿的力量却已达到极限。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竞争者擦肩而过,自己却无能为力。到终点时,他只取得了小组第5名的成绩。尽管成绩相差并不悬殊,但这几乎是他短跑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



历史仅记住了决赛6名选手的成绩,第1名为美国人埃·托兰,成绩为10秒3。排在第5、6名的南非联邦选手德·茹列特和日本选手吉冈隆德,其成绩分别为10秒6和10秒8,与刘长春三年前在三国运动会和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恰好完全相同。



比赛结束之后,立即为运动员发奖,并举行升旗仪式。刘长春坐在观众席中,“每项前三名将优胜国国旗悬挂高竿,音乐既奏,全场仕女起立致敬,余对之频添无限感喟。”



8月2日进行的200米预赛,重演百米预赛时的情景,刘长春再遭淘汰。



临睡前,宋君复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以刘长春两腿酸痛为由,宣布放弃两天后进行的400米比赛。面对这个决定,刘长春无话可说。他自知经过这两场艰苦的鏖战,体力在短期内难以复原,但却仍然心有不甘。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凌晨1时40分方才入睡。



直至400米预赛当天,他仍在痛苦地思索:跑,还是不跑?



尽管在预赛即遭淘汰,但刘长春在奥运会期间却享受到了冠军的待遇。主办方在正午举办冠军聚餐会时,他破例被邀赴会。这令他有些惭愧。当有人在席间介绍这位唯一的中国参赛选手时,所有的在场者便会集体起立,一一与他握手,甚至致以雷鸣般的掌声。每当这时他反而更加坐立不安:其耻笑我耶?其欢迎我耶?



最终,他选择放弃参加400米赛跑。100米及200米短跑虽然被淘汰,但人们却对他报以“虽败犹荣”的赞赏。他担心如果400米成绩相去甚远,“则此前两项‘不堪的光荣’不将丧失殆尽耶?”



那一晚,他看了一场滑稽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运动员害怕出场比赛的故事。



英雄气短



奥运会运动场门楼上,高悬着顾拜旦的名言:“参加比获胜更为重要。”



在洛杉矶奥运会余下的10天时间里,刘长春每天都会前往赛场冷眼观战。每回进出运动场时,这句话都会清晰地映入眼帘。晚年,他偶尔会在和儿女的交谈中不由自主地复述这句名言。这或许是参加奥运会的经历留给他的唯一慰藉。



在200米复赛时,他曾经坐在观众席上,仔细观察短跑冠军托兰的一举一动,并记录下他的活动细节:“约十五分钟换鞋,作三四分钟慢跑,站立起码二三次后,用两小腿上下动作。关于大腿动作,站立,两膝盖向胸部起立,取前进姿势,约四五分钟,其他大约相同。”



有报纸请他探寻国外体育发展的究竟,“以供国人谋百年之计。”他答复说,“最难者,指导、管理、运动常识是否合理化、组织化。”他为此小发一番议论:“一方面训练者,能使选手努力、感激、自励、兴奋,一方面社会又予以巨量之同情与赞助,反观我国,则何如乎?”



对于中国来说,这原本是一次切身体察外国体育事业的难得机会。但是刘长春留下的这些文字,在当时却并未得到任何重视。在那样的时代、社会背景下,这不能不算是又一个无奈的悲哀。



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举办了一场世界青年辩论大会,主题被确定为“九一八”事变。大会主办方临时向中国人发出了赴会邀请。但是,中国此次参加奥运会的总代表沈嗣良,以及中国驻洛杉矶的一位黄姓领事,却对此表示拒绝。刘长春与宋君复自愿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两人连夜拟定发言稿,并于次日由宋君复用英文登台演讲。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向世界澄清“九一八”真相的亲历者之一。



在刘长春参加这次奥运会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不太为人所知的逸闻:一位年轻的美国女人对来自异国的刘长春产生了爱慕之情,提出要随同他一起回中国。早已娶妻生子的刘长春,拒绝了这份真挚的感情。



1932年8月21日,刘长春拖着疲惫的身躯,登上柯立芝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结束了他本人的、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参赛之旅。



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创造了100米短跑10秒7的全国最新纪录。这个成绩与奥运会上的第5名非常接近。但是此时,由于在国内缺乏专业训练指导,他的左腿已出现损伤。



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



刘长春很少谈起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细节,那是一段形同闹剧的不堪经历。国民政府派出多达66人的参赛队伍,报名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等30多个项目,甚至还在现场进行了国术表演。但这不过是借赛事粉饰门面的无聊之举。事实上,当权者并未因此支付任何费用;所有经费,全部来自此前足球队靠出国比赛积攒下来的10万港元,并一度因此引发争执。这场纷乱无序的闹剧,最终以中国人可耻的零纪录而收场。但此时选手们才知道,国民政府甚至连他们归国的路费都没有准备。



被迫滞留在柏林的刘长春,几乎处于流浪状态。他后来评价当时的境遇说:度日如年。



他最终是依靠当地华人的资助,才得以回国。归途中经过新加坡时,当地的华文报纸《星岛日报》刊登了一则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配题则是那个后来深深刺痛中国人的蔑称:“东亚病夫”。



那次经历一定也深深刺痛了刘长春。直到晚年,他还泪眼婆娑着反复吟念:“国运兴,体育兴!”



1937年,刘长春的腿部再次拉伤。落后的医疗条件使其未能复原。在绝望的泪水中,他终结了自己的竞赛生涯。



第二年,他迁居于湖南长沙。那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政府荒唐地实行了所谓“焦土抗战”,一场惨绝人寰的人为大火突然吞噬了整座长沙市。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一切纪念物品,全部被焚毁殆尽。



最后的征程



此后整整十年,刘长春几乎被人们彻底遗忘。他从一个奥运英雄,突然沦落至社会最底层,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其间,他漂泊在北平和南京两地,靠为饭店打工养家糊口;还曾经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牢。为填补内心的空虚与怅惘,他一度与大烟和酒精为伴。



直至1949年,刘长春才以体育教师和田径教练的身份,重返运动场。他先是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随后又调至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8年新中国第一届运动会上,他被安排担任裁判工作;这次运动会上,由他创造并保持了25年之久的中国百米短跑纪录被打破。



这以后的二十多年,刘长春一直在大连任教。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大连理工大学简陋的操场上,训练一批由他在当地亲自挑选的少年田径选手。



操场的东北角,跑道尽头是一间不起眼的体育器材出借室,人们每天都会看到一位黑瘦的老者,独自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尽管他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腿脚却仍很利索。他的性格似乎有些孤僻,很少与人言语,通常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仔细打量着从他面前飞奔而过的年轻身影。



这或许会让他恍惚回忆起,当年那个在半山坡上奔跑的“兔子腿”。



有时他会从怀里掏出一块秒表,操场上所有少年的跑步成绩,他都会格外认真地记录下来。看到那些跑得特别快的孩子,他的脸上偶尔会露出难得的微笑,小声地称赞几句。那些七八岁大的孩子,恭敬地称呼他为“刘老师”。



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也都对他的经历略有耳闻。然而他几乎从未完整地对人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即使是家人,也只能从他平日本就不多的闲谈絮语中,知晓曾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零星往事。



他仍然保持着每天晨跑锻炼的习惯。清晨5时,当年东北大学训练日程表里的晨练时间,他沿着自家门前那条笔直的高尔基路,在两旁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的浓荫下,一路奔跑。排列在两旁的旧式楼阁仍在沉睡,一切都显得安详而宁静。临近路口时,他会突然加速,做出一个漂亮的冲刺动作。尽管明显迟缓,却依稀能够分辨出当年的风采。



似乎只有在奔跑时,他的心灵才会得到片刻的释放。



1979年11月,中国正式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此后,刘长春曾担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



1982年岁末的一天,年迈的刘长春独自坐在家中,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寂寥的天空。此时他已得知,1983年中国即将在上海举办第5届全运会;1984年,中国将正式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



上海,洛杉矶。



“你说,我能去看看吗?”他若有所思地对身旁的家人喃喃低语。



刘长春从未向任何人提出过想要重返洛杉矶奥运会的只言片语。他说的“去看看”,只是指上海全运会。但是家人能听懂他内心的渴望——当年他正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洛杉矶,迈出中国人的第一步奥运征程。



刘长春没能再去上海。1983年3月中旬,他在一次晨跑时突感身体不适,当天被送往医院。3月25日,他在病床上辞别人世,享年73岁。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事后人们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198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名单。



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重返奥运会。1984年7月29日,洛杉矶,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夺得中国人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这是怎样的巧合啊!52年前,也是7月29日,也是在洛杉矶,一个中国人代表这个民族,第一次站在了奥林匹克的五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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