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旧上海的妓女与文人

四马路上的“茶花女”


英国工部局给新的四马路命名时,作为该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建议改为福州路。当初,他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码头邂逅一位中国女子,因此而思念之,当他终于抱得美人归时,便以这段艳遇为提议,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后来,太平军据东吴之地,禁娼,宁、苏、扬之妓女奔沪,入租界,分布于四马路中段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身价也就不一样。文人要将文章卖给帝王家,被王权一次性买断。 相比之下,妓女还要相对自由一些,当然被鸨母买断了的除外。 那些拥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爱市场上出卖自己,零售,还是批发?从良,还是改嫁?自己可以选择,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点“独立的精神”


陆小芬虽是妓女,却忠贞不渝,受尽了折磨,而始终不屈。关了好几年,从此身价扫地,只能做野鸡。事隔22年,王韬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找陆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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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著名的交际花与达官显贵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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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杂志上的郑苹如,良友是上海一本很有名的画刊,李安《色,戒》被认为写的是郑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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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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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上海小姐


近代以来,上海开埠,我国文化便有了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就在四马路。当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在此传教,故称“布道街”。


他在四马路附近的望平街,开“墨海书馆”,雇佣了一批落拓文人——“秉华笔士”,来传教和传学。因此,谈海派文化,不可不谈麦都思和“秉华笔士”。


“秉华笔士”中,有几位中西会通,为我国近代文化开山的人物,如王韬、李善兰等,有了他们打底子,“墨海书馆”就成为海派文化的渊薮了。


此后,这些“秉华笔士”,从“墨海书馆”放射出来,使总长不过1453米的四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兴起了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


四马路一直在变,先是变成布道街,预示了海派文化的一方面,后来又变成福州路,展示了海派文化的另一面。布道街为什么会变成福州路呢?


因为第二跑马厅的兴起,将英租界拓展至西藏中路,工部局给新的四马路命名时,作为该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建议改为福州路。


当初,他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码头邂逅一位中国女子,因此而思念之,当他终于抱得美人归时,便以这段艳遇为提议,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上海开埠后,即有秦淮河上之画舫,入黄浦江和吴淞江游弋。


后来,太平军据东吴之地,禁娼,宁、苏、扬之妓女奔沪,入租界,分布于四马路中段,以路北的会乐里和路南的同庆里为中心,东起中和里,西至大兴里,北起三马路公阳里,南至五马路庆云里,形成亮丽之艳色。


四马路,是开放的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在此沛然兴矣。


如果说上海是西方文化登陆我国的港口和集散地,那么四马路就是西方文化产业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妓业在此,理所当然成为文化产业之一隅。


四马路,东西向,文化产业分布,一分为二,东段“福州路文化街”,为文化制造业,西段“四马路长三书寓”,为文化服务业——消费性娱乐业。


对此,英租界工部局有清醒认识。早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就发布两次决议,坚决取缔鸦片、妓女、赌博,并拆除其地面建筑物,侦探捉拿罪犯。


改名“福州路”是一个标志,暗示了妓业属于文化产业,不久,工部局就给四马路上的长三堂子颁发营业执照,还在执照上注明为“书寓”。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正如男人和女人一般。


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身价也就不一样。


文人要将文章卖给帝王家,先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登天子堂,这条路太长,可只要上了路,似乎一生都有了保障——被王权一次性买断。


相比之下,妓女还要相对自由一些,当然被鸨母买断了的除外。


那些拥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爱市场上出卖自己,零售,还是批发?从良,还是改嫁?自己可以选择,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点“独立的精神”。


妓女,并非女人走投无路的选择,而是传统女性争取自由的选择。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贫而沉沦,都是“被损害,受屈辱”的一群,有的因为自尊。


她们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了“反求诸己”——自立的生存,不依赖男人和家庭,因此,男权社会的评价往往扼杀她们,否认她们的独立精神。


反倒是那些期待王权收买和被王权买断了的文人,他们成了王权主义的化身,哪还有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是“受屈辱”的一群!


他们到妓女那里去,还能闻到一些自由的气息,听到一点独立的声音,还有人用性与爱,来修补其“被损害”了的人格——“受屈辱”的文化个体性。


妓女能给予的,不单纯是性的交易,爱的交流,更以微弱的自由之声,激活了男人的自尊。自尊,王权给予不了,妻妾也给予不了,它来自心灵。


自由的气息,吹拂心灵,我们内心,渴望永恒之女性。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永恒之女性”我们有吗?柳如是、李香君……


如此,我才读懂了《柳如是别传》:中国文化需要“永恒之女性”。


但近代文人已有所不同,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在四马路上,他们相遇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们”,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们”为漂泊的书生提供“书寓”,使“他们”安顿。


而“他们”却把四马路做成了文化街,不是像秦淮河畔那样的纯消费性的文化街,而是近代化的文化产业街,在不到三里路长的马路上,他们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的书报馆,有史以来,中国的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上海四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中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


这些私营的报业和书业,就矗立在书香和花香飘逸的四马路上。


这里是文化的产业化基地,也是文人的自由化基地,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货与帝王家,何如靠自己!我们以王韬为例。


四马路文人,王韬可算代表,请看:


他是第一位翻译《圣经》的中国人,


是第一家华文报《循环日报》的创办人,


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


还是第一个登上英国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


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的人。


这几项第一,今天看来,都很了不起,可在当时,没人认为是正业,因为,哪一项都与王权无关,不过,他靠一支笔,证明了自由的价值。


他难以成为王权主义者,便落得去做一个自由化的文人。


可起初,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像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都有一种圣化情结,一番政治抱负,16岁那年,他考中了秀才,乳臭未干,就夸下大口:


“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


这样的王权主义口吻,道出了对刀把子的向往和冲动,不需要有什么异禀,大凡念了几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都会说这种大话。


可是一年后,他乡试不中,就跑来上海,一来就迷住了。五光十色的上海,在他眼里,“几如海外三神山”,他不想回去。


从此,他不再参加科举,因为他发现,他的“三寸毛锥子”,在上海有戏。他先是在《墨海书馆》做笔士,一边翻译《圣经》,一边狎妓。


红袖添香夜译经,这是四马路上才会有的故事,人生如此足矣!


追求自由的文人与追求自由的妓女,在四马路上来相遇。有一天,他下了班,从报馆出来,换一身衣服,去吃饭。


四马路上有西餐,最有名是一品香,他找了个位子,临窗而坐,一个养眼的女子,从目下悠然而去,他一打听,知她亦是苏州女子,名陆小芬。


于是,轻车熟路,去找了鸨母,不料,却被拒绝。因为她已被苏州丝绸大王顾永年包了。他想见她,她便下了楼来,一问,才知是王韬。


须知,他的名头,挂在书报两界,四马路上,谁人不晓?一年后,他听说顾永年已破产,于是,旧地重游,来寻佳人。


两个追求自由的沦落人,宛如他乡遇故知,一番山盟海誓。


然而就在此时,由于他曾给太平军献计,太平军失败后,事发,朝廷要捉拿他,闻讯,他连夜逃走。没想到,却连累了陆小芬,被官府捉拿了。


陆小芬虽是妓女,却忠贞不渝,受尽了折磨,而始终不屈。关了好几年,才被释放出狱,从此身价扫地,只能做野鸡。


事隔22年,王韬回来了。期间,他曾流亡香港,逃难英国,后来,李鸿章批准,他回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陆小芬,终于找到了她。


可她却不相认。她活着,苦不堪言,就为了等这一天,见他一面。既已相见,知他平安归来,足矣!何必还要相认?万般羞辱后,经历难启齿。


于是,她突然消失,四马路上,留下了这篇“茶花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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