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郎平与聂卫平的体制性分歧

2008奥运举世瞩目,其中一个颇具思考意义的话题是郎平率领的美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女排,最终无论谁输谁赢,估计都会诱发进一步的争论。


郎平出任美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不能说有什么错;而“棋圣”聂卫平对此表示不快,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就此争论一下,于谁都无太大的伤害,反倒显出在独立思考、民主与开放方面的进步。只不过,“体育无国界”、“大国心态”之类的观点,似乎并不能说服聂卫平,也不能说服与聂卫平有着同样心态的国人。


郎平到美国执教,聂卫平以及他代表的许多中国人心生不快;而来中国的执教者,他的国家的人却并未表示异议。对这种现象,仅仅归因于中国人没外国人心胸宽广,恐怕太过简单和主观。不妨作如下假设:洋教练执教的中国男足一举夺得奥运冠军,而痛失冠军荣誉的恰恰是洋教练所属的那个国家,结果将会怎样?由此导致的那个国家公众的内心不快,估计不会亚于聂卫平以及持同样观点的人们;而对“不快”的表达方式,也未见得比聂卫平们更理智、更文明。


一名大学毕业生是在国内就业还是到国外寻求发展,没有谁会以“是否爱国”视之、论之,道理很简单:上大学实质上已成为一种个人的“投资”行为,故由投资换来的知识和能力,可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财富、个人资本。而飞行员大概就不行,因为培养一名优秀飞行员成本昂贵,要么由国家支付,要么由商业化的航空公司支付,个人无论如何支付不起。鉴于此,飞行员不能把专业能力视为个人财富和资本,不能想干嘛就干嘛,不能随意拍屁股走人。


施拉普纳、米卢、杜伊等人,既然先后被中国这样的大国重金聘请,一定有他出色的能力,至于其能力的“形成机制”,倒少有人提起。假如说这些国家培养成名运动员、名教练的体制、机制基本是市场化的,那么,他们对自己能力的支配也会遵循市场原则。而中国,尤其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则基本上不具备同样的体制和机制。关于这一点聂卫平没说,但不排除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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