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中国人的历史观?

一切似乎都是从怀疑开始的。


司马迁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记述历史的方式成了中国后代的一种模式,他的敢书直言遭来了腐刑,使其受到了身心的重大创伤,可是也成就了他的《史记》,后人以其人格可坚信其记述的公正与客观。


后代的史书家们都纷纷效仿,还连续了千年。可毕竟没有再出现直书者而受当权者迫害的,所以很容易让后人怀疑这些作者迫于各种压力而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于是官说与民说都各行其道,后人在考证历史时就开始将官说与民说互相参照,以排除政治的因素。


易中天《品三国》受到热捧就很能说明问题,它的成功彰显了人们希望重新审视历来的一贯地历史认识,从各个方面的资料中还原历史更真实的面目,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同时也给作者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与功成名就。


有利必有弊,当这种风气形成,一些以史为长的人就开始拿前人史述进行破旧立新,从怀疑的角度,用民说来驳倒官说,以达到令人耳目一新,吸引眼球的效果,什么《孔子是丧家狗》、《XX的真相》……甚至连太史公也不放过了,琳琳种种,大多都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


但毕竟这些东西动摇不了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因为人们怀疑他们是商业行为,比起政治行为这种行为更令人不可理喻。


可偏偏在这时中国的教科书也开始了改动,当鲁迅的文章被大幅删减,《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岳飞、闻天祥被请出了“民族英雄”等事件,使得国人的历史观开始动摇,支持者都认为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更改,以合时宜;反对者认为是一种理性的退步,尤其是涉及到中日关系和民间普遍认同的英雄认定。


这些说法都围绕着爱国的核心,所以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历史观的重新定位,人民需要接受的过程,可正当这种争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外部的因素使得这种原本单纯的认知问题变得复杂化,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原本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引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后来韩国注册了中国的端午节,还杜纂孔子与屈原是韩国人等等,在网络的帮助下使得这些原本就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言论成了中国人的“热点”议题,从此对历史观的争论成了一种强硬的对立情绪,双方都开始攻击对方是不是爱国,也从此将单纯的学术争论上升为人格争论,汉奸之类的严厉措词也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不满的回复之中。


两军对峙最可怕的是自己先乱了阵脚,凭良心讲双方再怎么对峙都是在爱国的前提表述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原本也是认知的对立。可当双方视如水火后,别有用心者就有机可乘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别有用心者就开始找寻自己利益的共同体。虽然目标不同,但是过程是一致的,于是反清、反元开始盛嚣尘上,无知者开始附合、标新立异者开始哗众而别有用心者开始推波助澜。一时间这种原本就莫名其妙的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变得喧宾夺主,欲罢不休。


有些反清者的原始态度是于反感,这和媒体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清朝戏的连续播放,无论是精品(比如《雍正王朝》)也无论糟粕(什么微服私访)都一拥而上,这种反感可以说只是一种本能,但是当“否定可以出名”的风气出现后,他们也从反感转向附合否定。一时间百年前的历史在现在的文明标准下开始被放大,反驳,推翻甚至歪曲,而别有用心者开始标榜自己有了所谓的“群众基础”,于是开始光明正大的切割中国历史。


如果说单纯反感是想把媒体杂乱无章的清史“痛扁”一痛而泄愤的话,那么别有用心者就是抓住了这种心理对中国历史进行“凌迟”,一刀一肉的话还是自己“群众基础”所能容忍的范畴,第一刀割清,第二刀割元再下去“炎黄”也可以割了……(如果有反元清者要否认可以看看以往自己回复的内容,包括什么考古新发现之类的)。


可以说各综内外因素促成了这类言论的生长,从遮遮掩掩到明目张胆,从附合喧哗到喧宾夺主,这和中国教改引起的价值混乱不无关系,中国媒体的商业势利更有不可推卸责任。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