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各国奥运奖牌总数 中国可获金牌36枚?

预测各国奥运奖牌总数 中国可获金牌36枚?

国家之间的体育角逐?——经济学家运用经济模式预测各国奥运奖牌总数

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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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六天,大胆预测中国兵团将在北京奥运会上拿下36面左右的金牌。


中央社消息,中国代表团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32面金牌、17面银牌、14面铜牌,奖牌总数63面,总成绩仅次于美国。


目前担任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魏纪中认为,中国代表团在雅典拿32金,这次在本土作战,又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没有理由少于32面,“不少于32块金牌是合理的,少于32块也说不过去。”


他分析,中国队和美国队真正有得一拚的项目是体操,“所以美国很关心中国体操队的年龄问题”;和上届奥运总成绩第三的俄罗斯相比,彼此竞争的项目比较多,例如举重、射击、体操等,对双方来讲,这些都是“金牌大户”。


魏纪中将在北京奥运后接任国际排球联会主席,他还谈到外界关注的中国女排奥运前景。


他相信中国女排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好成绩,但除非有绝对的优势,否则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绝对能拿金牌,“中国女排现在有实力(获得金牌),但没有绝对的实力。”


对于中国女排在之前的大奖赛总决赛上表现似乎难如人意,魏纪中认为,奥运会前各队的表现都是真真假假,有很多考虑,比如在技术上适当保留、对运动员体力、状态的调整等等,总之是要将最佳状态留待奥运会时展示。


奥运在即,一旦比赛敲响,一切准备与喧哗都将化为赛场上的真实较量。哪个国家将在本次奥运会上争夺最多的奖牌?哪个国家的国歌将最频繁地在奥运领奖台上响起?这些问题也成为人们期待中的热点。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已运用经济模式对各国奖牌和金牌总数做出了预测,使这一期待也变成了“预料中的必然”。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做出预测之一的科罗拉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K.N. Johnson)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著名中国经济专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将对这些预测作以介绍和评价,并分析这些预测的意义。 (星岛环球网,2008年8月3日)


相关预测


丹尼尔·约翰逊教授的相关研究早在2002年完成,研究报告《双季记:夏季与冬季奥运会的参与与奖牌数》(“A Tale of Two Seasons: Participation and Medal Counts at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于2004年在《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基于此研究中提出的经济模式,约翰逊教授于近日对北京奥运会的各国奖牌/金牌总数进行了预测。根据约翰逊教授的预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美国将获得最多的奖牌数(103枚),而中国将获得最多的金牌数(44枚)。获得奖牌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依次为美国(103枚)、俄罗斯(95枚)、中国(89枚)、德国(66枚)与日本(37枚)。


类似的预测还有全球著名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于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由约翰·霍克斯沃斯(John Hawksworth)撰写的研究报告《经济咨询报告:模拟奥运成绩》(“Economic Briefing Paper: Modeling Olympic Performance”),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伯纳德(Andrew B. Bernard)所作的一项研究。


普华永道的报告预测认为,中国将在北京奥运会上以88枚奖牌——领先第二名美国一枚奖牌的优势,首次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一。奖牌榜上接下来的三个国家依次是俄罗斯(79枚)、德国(43枚)与澳大利亚(41枚)。日本以34枚名列第六。


安德鲁·伯纳德教授对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都做过预测。他对此次北京奥运会的预测于本刊发稿时还尚未公布(预定于8月初公布)。他预测的方法与数据发表在2004年《经济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学术文章《谁与争锋:经济资源与奖牌总数》(“Who Wins the Olympic Games: Economic Resources and Medal Totals”)中。


方法论


约翰逊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口数量、政治结构(是否是一党专政或君主政体,或是否是前苏联国家)、气候,以及是否是举办国等。约翰逊的研究认为,人均收入高、人口众多、政治结构集中、气候寒冷,和作为举办国或与举办国相邻都给一个国家在赢得更多奥运奖牌上以优势。基于这些变量,约翰逊计算出一个国家要派出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以及每多赢得一块奥运奖牌所分别需要的“经济成本”(对人均收入水平的要求)。


普华永道与伯纳德教授的研究运用了同一组变量,只是另外加入了上一届奥运会的实际奖牌数。约翰逊也承认上一届奥运会的奖牌数是一个很相关的因素,加入这一因素将使预测结果更加准确,而且加入这一变量的预测方法也将随着奥运会不断的举行,即参考数据的不断积累而越来越趋于准确。


运用基于一些客观变量的经济模式对充满了运动员的努力与各种偶然性的奥运比赛进行预测,很多人也许会对这样的研究方法表示质疑。约翰逊解释说,经济学家用一万年也预测不出哪个运动员、甚至哪个国家将赢得哪一项具体的比赛项目。那样的预测无异于赌博。运动员的努力是微观的,但国家所获得的奖牌总数却是宏观的,是有规可循的,“就像经济学家不太可能预测出你在未来的收入变化,却可以预测出一个国家下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一样。”


在具体方法上,盖保德对随机挑选客观变量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尝试哪些客观变量与国家奖牌数是相关的,并把这些变量放在一起制造出一个等式,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等式可能适合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数据,但把它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却有些牵强,也缺乏依据。


如何看待这些预测


约翰逊进一步指出,“预测”只是他的研究的一个侧面,是常常让媒体激动的一个表层。他的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预测”的过程让人们认识到每个国家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奥运会的国家奖牌榜上竞争的。就同样的评分标准、同样的比赛规则而言,每个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但对于不同国家来说,人均收入高就意味着国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并参与体育项目;人口众多,意味着选拔运动员的范围更广、挑选出优秀运动员的可能性更大;政治结构集中意味着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发展体育事业;等等。因此,国家之间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来奥运会竞争的。“人们在看待这些预测结果的时候,与其把它当作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不如把它当作本国可以实现的目标。”


他接着解释道,当一个国家被预测能够获得5枚奖牌却实际获得7枚的时候,那个国家就值得举国庆祝。但如果它被预测能够获得10枚却实际只获得7枚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们就需要进行一些严肃的思考了:如果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把教育与医疗事业放在了比体育事业更优先的政策地位,那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但如果是对体育事业投入很多但还是效果不佳,政策制定者就要考虑投入的分配是否合理等问题。


约翰逊建议,人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更应关注运动员的拼搏与竞争,而非国家奖牌榜之类的攀比。盖保德也强调,“我们要考虑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奖牌榜到底能够说明什么?”这些预测研究皆揭示出了一个道理,即国家的奖牌总数是一个由多个客观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由单一变量影响的结果。因此,有些国家排名低一些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政策优先上把教育与医疗事业放在了竞技体育的前面,有些国家排名高则主要是由于政治结构集中,能够无需投票与市场的支持,就把大批的资源投入到体育事业中,所以很难说排名高就意味着国富民强。


盖保德提醒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百姓享受体育的机会、金钱与时间还是很有限。“中国人均拥有的游泳池、滑冰场还是很少。”奖牌多是好事,但奖牌多与全民体育还有一定距离。


以上两位专家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奥运奖牌总数的意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奥运会是中国振奋民心,提升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好机会。但这种自豪来自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对体育的热爱、中国人向世界所展现的积极风貌与体育拼搏精神,并不来自于名列国家奖牌总数榜首的名堂。在世界喧哗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自醒的心。


注:本文所提到的三项相关研究的英文原文,可在如下链接中找到:


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K.N. Johnson)预测;普华永道预测;安德鲁·伯纳德(Andrew B. Bernard)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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