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七夕,又想起老婆对我的讽刺挖苦

人过半百,几乎都是在赞扬声中度过的。父母没有打骂过我,老师没有批评过我,领导没有指责过我。从小到大,听到的是乡亲们的夸奖,领导的鼓励,同事们的赞许,下级的好评,朋友的抬举。听到的好话越多,就越爱听好话,越想听好话,而且只听得进好话。如果什么时候没有人赞扬,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于是借题发挥,以引出别人的一点赞词,求得心理上的满足。唯有在家里,妻子的话却是那样尖刻,那样挖苦,常常弄得你无地自容,气得你脸色发紫血压上升。

当朋友相聚时,我常常成为宴席旁、客厅里的中心人物,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妻子倘若在场每见此状,便微皱眉头。见我喝得太多,便起身笑着帮我代向客人敬酒。回家路上,便开始数落起来:“看谁象你,烦不烦,简直有点神经质!”我默不做声,随她回家,昏然而睡,一夜无语。


当我情之所动,兴之所致写了几句算不上诗的韵句,得意洋洋地向人朗诵或有什么新观点新发现向人论述时,妻子在场便当头冷水:“做好事,莫献丑”,我只好作罢,心里好几天都高兴不起来。


当我兴致勃勃地把我刚写出的文稿或被哪个报刊发表了的文章递给她看时,她全无表情,冷冷地说:“一般化,没新意,发表的报刊级别太低”。于是我发誓,今后写点什么,发表了什么,决不同她讲。心想,道不同,不与为谋。


有一次,我问她:“我真不明白,人家都讲好,都说我这个人不错,为什么你总是冷嘲热讽打击积极性呢?难道就不能象结婚前那样给予一点鼓励吗?”她很认真地说:“人家都知道你爱听奉承话,当然只捡你爱听的讲,心里怎么评价你,背后怎样议论你,你知道吗?我是你的妻子,当然只有我才讲真话,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我也会奉承你了”,末了她又补充一句更伤人自尊的话“你是几十岁,不是几十斤,亏你读了那么多书,在官场混了几十年,怎么这么一点常识都不懂呢?”一番话,说得我无言以对。静夜沉思,扪心自省,才慢慢品味出了妻子的那份苦心,那份真情。


其实,我对自己爱听奉承话的毛病也是有所察觉,有所警惕的。一年前还写了一篇《莫当奉承的俘虏》的随感,发表在省里的一家报纸上,既诫勉自己也规劝旁人。然而,长期养成的习惯,改也难。近日偶读王夫之《读通鉴记》,对这个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老先生说:“人君之待谏以正,犹人之待食以生也,绝食则死,拒谏则亡”,“拒谏者,古今之所谓大恶也。”“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好谀者,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王夫之把爱好阿谀奉承列为亡国丧身的祸患之首,真是独具慧眼,不失为好谀者下的一剂猛药。西方哲人对阿谀奉承也多有论述:“朋友间最凶猛的瘟疫便是谄媚”。“在所有的精神疾病中,最流行的或是致命的一种病是爱阿谀奉承”。“阿谀比仇恨更危险”。看来,中西学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既然如此,我等爱听奉承话的人为什么还不幡然醒悟呢?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真正讲实话进忠言的并不是很多的。历史上象魏征这样敢于犯颜直谏的良相贤才毕竟太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则不愿讲,忠言是为别人好的,与己无关,何须多此一举?二则不敢讲,因为忠言逆耳,讲了出来可能好心不得好报,如果犯上,轻则遭冷落,穿小鞋,重则掉乌纱,甚至掉脑袋。唯有至亲至爱至诚至善,真正关心爱护你的人才会直言不讳,据实忠告。这么一想,我忽然觉得妻子的讽刺、挖苦真如当头棒喝,是那样及时,那样难得,那样珍贵了。


慢慢地,我对妻子的冷嘲热讽和指责怨尤开始适应起来。我把它视为头脑发热时的清醒剂,心血来潮时的降压灵,心跳过速时救心丸了。在妻子的忠告下,我努力克服着自己心态上的浮躁和虚荣,知识上的浅薄和幼稚,言谈举止上的鄙陋和张扬。慢慢地,在她眼里,“我好像也不那么讨厌了”。


今日七夕,又想起了老婆对我的讽刺挖苦,我竟乐了。妻贤夫祸少,父慈子孝顺。我感谢妻子的忠言,虽然有些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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