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运动员谁更强?

中国在近几届奥运会的金牌数(不是代表整体实力的总奖牌数)先后超越德国、俄罗斯,北京奥运会如能赶越美国登上荣誉榜首,自然是亿万中国人乐见的结果。


中美都是大陆型国家,都有从地方到中央的金字塔型选拔训练体系。要比美国夺得更多金牌,中国又具备哪些制度性优势和劣势?


为摆脱“东亚病夫”形象,中国仿效前苏联建立由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体育运动学校、竞技体育学校等构成各级基层训练网络,给各省市、军警工人的专业运动队输送精英人才的“举国体制”。


社会主义国家自上而下、由政府独资撑起整个选拔训练体系,运动员的一切荣耀首先归于党国栽培,以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国家荣誉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体育产业逐步形成,运动员收入不再只靠“吃皇粮”,像足球、篮球有国内职业联赛,球员转由球会支薪,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还可以代言广告获取丰厚酬金。体育部门也改变过去一些管理办法,但运动员仍须上缴相当比例的收入,回报国家栽培。



中国篮球巨星姚明可以代言广告获取丰厚酬金。(法新社)


中国选拔运动员从“娃娃抓起”,在小学被发掘后送入体校,大部分青少年时光都花在体力训练,“文化科”只是聊备一格,智力发展和知识水平普遍落后于同龄人,造成日后转业求职困难。


例如,奥运女子柔道冠军高凤莲要拍卖金牌换取生活费,前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在澡堂当搓澡工,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


美国很早就建立成熟发达的职业运动体系,社会力量(家庭、学校、企业)自下而上投入资源形成群众体育基础,由千百所大专院校组成的美国大学体育总会(NCAA),统筹管理全美运动员的智育和体育发展。


美国政府对体育运动的投入,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深入每个环节。除财政拨款给大专院校设立运动员奖学金外,再就是设立奥运训练中心以及大专院校运动生理研究中心,将运动医学、营养学和心理学广泛应用到运动员日常训练中,帮助他们提高竞技水平。


运动员要想申请大学奖学金,对其学业成绩也有最基本要求;只要一科不及格,不得参加比赛。因此,一旦结束比赛生涯,美国运动员可以改行当电视评论员、体育记者、体育产业经纪人等等。


奥运金牌固然可以增强国民自豪感,但美国政府不像中国政府会设立奥运奖金。运动员或是从球会获取薪酬,或是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赢取奖金,加上商业广告收入换取有尊严的物质生活。


例如,四年前夺得六金的男飞鱼菲尔普斯,本届奥运会给自己设定八枚金牌的目标,以打破前辈斯皮茨单届夺七金的纪录。如能挑战成功,他将获得100万美元(约136万新元)的特别奖金,提供奖金的是一家美国公司。


美国人走上运动员的职业道路,完全出于个人选择。由于是私人投资,顶尖好手赢得奖金后便拥有最大支配权,与教练和经纪人则有合约确立私人雇佣关系。


代表国家出征奥运会虽是一种荣誉,职业运动员有时会考虑个人商业利益,而拒绝国家队征召。但洛杉矶湖人(LA Lakers)当家球星布赖恩特,无论是四年前拒绝或今年同意代表美国男篮出征奥运会,同样得到球迷和社会的尊重。


13亿人口使中国有发掘优秀运动员的丰沛源泉,政府的强势主导和支持,运动员得以专心投入训练;但因国家民族期望过高而背负沉重心理压力,主场比赛有时反成负面因素,患得患失。


美国人口尽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凭借先进的体育训练方法和运动科研成果,帮助运动员减少伤病困扰和提升水平。美国运动员虽然得兼顾学业,难以像中国选手长期集训;但从挑战自我出发,往往可以轻松上阵。


所以,美国选手无论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极少马前失蹄。反观中国体育官员和教练员,越是临近北京奥运会开幕日,越要想方设方给中国选手减压,以免在国人面前演出荒腔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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