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毛泽东对西藏民主改革态度一直十分慎重。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乐观。但同时又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应该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十分关心,还亲自做团结争取西藏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对达赖喇嘛更是寄予厚望,他希望通过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觉悟在西藏和平地推行各项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和共产主义存在很深成见,有的甚至对***十分敌视和仇恨。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1952年3月31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昭”这一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伪“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我政府请愿。4月1日晚,他们竟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我政府机关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的住所,在周围房顶上架起机枪,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破坏《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团结,以武装叛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对此,中央驻藏党政军领导干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要求:“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4月19日,张经武代表只身一人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晓以大义,迫使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销了这次武装骚乱的两个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即摄政王)的职务,用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这一政治事件,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打击,使西藏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将会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因此强烈反对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借机行动,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文的一手就是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武的一手则是在邻省挑起叛乱。1955年12月,在四川凉山地区民主改革即将展开之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唆使和策动当地部分彝、藏族奴隶主,发动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甘孜藏族自治州内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同平息武装叛乱的斗争同步展开,实行先打后改,边打边改。

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

实际上,在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康巴(指康藏高原东部、四川甘孜一带藏族地区)叛乱分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拉萨指挥着叛乱,并以大批枪支弹药援助康巴叛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下,康巴叛乱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此后,许多叛乱头目纷纷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收留,重新予以武装,继续进行非法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中央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同志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意讲到西藏问题,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过乐观,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就这样,要不要让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达赖一到印度,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就急不可待地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策反,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国外“流亡政府”,促其从事分裂活动。为策应这一行动,他们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并试图在拉萨也掀起叛乱,造成达赖留印的形势,以威胁中央在“西藏永远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他敏锐地判断出达赖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给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达赖,对他进行细心开导,同时将中央仍将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西藏不搞民主改革的决定转告了达赖。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真分析了周恩来的话,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于1957年2月15日回到西藏。西藏又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


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于是组织叛乱武装加紧发难

1957年,为贯彻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央对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行了缩编,把留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精简为1万多人。这一方针,改变了西藏处于中间状态的那部分人群对***的怀疑态度,对稳定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发难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紧组织叛乱武装,成立叛乱指挥中心,并将这些活动辐射到全区各地。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1957年5月,从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汉语“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区)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大西藏共和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当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宝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

1958年4月20日,从康区窜入拉萨的武装叛匪头目和藏军、三大寺反动分子代表秘密聚会,结为同盟,将所有反动武装力量约5000人统一于“四水六岗”组织之内,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并确定了各自承担的叛乱任务。6月,康巴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带着外国训练的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窜到山南地区。6月18日,他们打着保护宗教信仰的幌子,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提出“西藏独立”、“保卫宗教”、反对改革、反对***等反动口号,并企图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乱武装根据地。

西藏的叛乱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卖力的鼓动和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在其所著的《美国、西藏和中国》一书中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其管辖的关岛为叛乱武装训练了6名藏族特种军事工作人员。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自己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卫教军”一成立,即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物资援助。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暗中支持,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随后,他们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甚至长期进攻与围困我驻藏机关。解放军驻守山南泽当的守备分队和机关被围困达74天,丁青县委及驻军被围攻达90天之久。

当时,中央从大局出发,对达赖从侧面进行劝说和争取,试图将达赖从分裂势力集团里拉出来。同时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这些努力没有得到呼应。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坚持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积极进行叛国阴谋活动。到1959年春,只有120万人口的西藏,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余人,叛乱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估计,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17条协议,把西藏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在他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12月,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要有应付发生叛乱的准备。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也根据叛乱区域性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重大事务,由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具体分管。

1958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伙同帝国主义分子,唆使甘肃、青海境内一部分藏族贵族、反动宗教分子和部落头人,掀起了反对***、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人员达到13万余人,叛乱地域达42万平方公里。中共青海省委在6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及军区的报告说,从各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连,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

6月24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10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地区有由局部性叛乱发展成全面性叛乱的可能,要求西藏地区党政军各部门“必须在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局部性叛乱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叛乱时,坚决平息叛乱,彻底解放西藏的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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