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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好象是国民革命注定了最后非走不可的路。当时在一般人,认抗战刚胜利,必须与民休息,共谋建设复兴才对。此时「筋疲力竭,疮痍未复」,接着继续作战,是国家的大不幸——因为满清一再的丧权辱国,民国以后,战乱才息,日本军阀侵略又起,经过八年的长期抗战,死伤无数军民,毁灭无数资财,才得到最后胜利;凡是有良心血性的,都渴望国家的安定复兴。这些看法当然很对;政府何尝不珍惜这胜利成果,希望得到一段喘息机会,好完成国家的各种建设?!因此对共产党和帮他说话的,都一再容让。但共产党是没有国家观念的,决不会爱惜国家命运。直闹至已无和平希望,政府不得已,才走上这条戡乱的路——也就是非走不可的路。


当很多人嚷着和平、裁军的时候,蒋主席就于三十五年春,在南京召集总司令以上文武官员开会。会中除了训话以外,就研讨裁军等问题。我带着参谋长宋聿修一同出席。有一天于各总司令、参谋长轮流报告完了休息的时候,主席单独找我去,问我对裁军问题的意见。我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如何决定,我们就遵照如何实行。不过,裁军应该公平一致,要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如何而定。会中魏德迈将军也来讲过一次话,他学问很好,虽是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看的很清楚,也很客观。会后回防不久,就接到实施精简裁军的命令。我这集团军,裁减了三分之一;裁掉的人,好象是发给几个月薪饷后遣散。但是各处被裁人员,因为凡被「八路军」和「土八路」占据窜扰的地方,都有家回不得;法币贬值物价膨涨,弄得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就有些人自寻短见……,扫荡报上直评论这事。好多军官总队,就在各地又把他们收容起来。古语说:「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可是共产党的军队旣不裁减,反趁着机会,积极扩张;并且开始到处窜扰滋事,袭击国军;各地就发生冲突战斗。马歇尔将军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处。这些事今天四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清楚。当时国军的裁减与停战,确实具有诚意。记得有一天,我一天之中,连接几个电令,禁止战斗。说要和共党以友军相待,和平相处,不准冲突,如违严办……,当时所谓「三人小组」,正连续在北平开会,监督停战。我们奉到这种停战命令,是确确实实遵守的,可是共党根本就不理这一套。乘着调处停战,秘密布署,有计划的袭击挑衅;又向「三人小组」叫嚣、宣传、诬蔑国军不遵守停战规定。颠倒黑白,国军吃亏甚大。我八十一师住在开封南扶沟县的一个营,就是在奉到严格停战命令——不准敌对,以友军相待——以后五天,被共匪乘天尚未黑,老百姓要点灯吃晚饭的时候,包围急袭,官兵伤亡大半,营长也被俘去!事过一天,我原驻重庆办事处长张化之,随政府由重庆回到南京后来前方见我说:行前正当冯副委员长【花注:即冯玉祥。】有信出国考察水利,就去见冯请示。冯说见了你们总司令告诉他,现在与共党在北平虽然谈和,他们是不讲信义,靠不住的;你们防区离他很近,共党部队又多,可要小心点。我就对张说:你早来两天,我把这些话转达下去,大家都加强了戒备,这个营也许不会吃这样大的亏。

三十五年二、三月间,我的部队,陆续由许昌附近向陇海线移动。我率一部份进驻开封附近,其余的分住在开封以南以东各县和鲁西一带。我同司令部各处及特务营,驻在开封城东南的汉家营。不久,共产党称兵叛乱,越来越明目张胆;政府非戡乱不可了,才下令改编,开始作战。划分了几个绥靖区,我这第二集团军,就改编为第四绥靖区,担任开封附近及鲁西一带的绥靖任务。下辖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两个军,并指挥张岚峰部。张岚峰是河南归德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语说得很好。我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时,张在省府当参议,后来随着军队到河南。徐州会战以后,河南东部北部,先后放弃,他要求给他几枝枪,留在豫东打游击。起初我没同意,他一再要求;我看他意志很坚强,也很有才干,就给了他一些枪,并嘱咐他:无论遇到多大困难,走到那种地步,也不管大事小节,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凡是有损国家民族的事,万万不可做。以后张住归德,对我中央派往敌后的人员,保护照顾得很周到,于抗战颇有贡献。这一点早在三十三年,一次戴雨农局长,在河南镇平县北边山里,主持一个训练班毕业典礼后,到刘相公庄我那里盘桓了一天。闲谈时,曾提起张岚峰,他就说张对过往的工作人员,非常照顾保护;对张的将来出处,也表示很关心。和戴同行的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另外立法委员朱纪章先生在三十二、三年,不断到豫东去带领青年,每次一、二百不等,他在豫东办学校时,张岚峰对他的学生,也很帮忙。日本投降以后,朱在豫东当专员,政府给了强岚峰一个挺进军军长的名义,归我指挥。不久又改编为剿匪第三纵队(下辖三个纵队),对剿匪作战,出力很大,伤亡也不少。三十六年在曹县附近和匪作战,不幸失踪,下落不明。他的部队就由他的部下黄纵队长带领。绥靖区对地方政府与地方武力,照理是可以指挥。因为绥靖区的编制,包含各方面;着眼和精神,非常可取。如果真能发挥统合作用,确是实施总体战的适切体制;只是实际,很难达到理想,但这就不是编制的问题。名义上绥靖区司令官兼辖区的行政长官,所以绥靖区是司令官的司令部,也是行政长官公署。司令部参谋长以下,有一、二、三、四处,分别主管人事、情报、作战、后勤的事;公署秘书长以下,有政务、经济、新闻等处,此外有总务处、军法处、军医处、特务营、青训大队…。司令官兼行政长官,设有办公厅,有事随时可找参谋长、秘书长和各处长,一同来商量处置军政事务,很是方便,这样编制的目的,规定很明白,是要「实行总体战」——集中统一辖区里面党、政、军的力量,与匪作战。经由政务处可以指挥地方政务;总济处可以统制地方的财经物资;新闻处可以连系地方党务,发布消息;军法处有检察官、军法官、书记官等,可以侦查、审判军民犯罪;对俘来的匪俘和土共与匪嫌份子,初步可由青训大队分别教育处理。绥靖区司令官等于是一方面的党、政、军最高统一指挥官,如能掌握控制整个地区,对匪实行严密封锁,把土共肃清,再把地方党、政组织与自卫武力建立起来,这样就让匪军来了,也难以扎根立足,通报消息;使进剿行动,得到便利进展。等这地区清理巩固以后,再一步步照样实施推进,戡乱局面,定会一天天好转。这种编制构想,岂不是对匪作总体战很好的体制吗?但是这时政治情形,和以前几次围剿时不同。那时政治状况单纯,军政可紧密配合,军事与政治,没有顾虑掣肘;才能集中力量,步步为营,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封锁进迫,缩小包围,终使匪招架不住。不幸此时有很多人替共匪说话,也有国际人士为他们张目。上层已经有一股极大反对力量,在那里扯腿。再说体制上,不是让绥区重新建立地方机构;无论党、政,都各有原有的体系与政令。比方政府有平行的各部会;省、市有省、市政府和党部;不相隶属的,都用公函代电办事。还有共匪的力量,也与前不同——远比估计为高。他们用斗争、清算、饥饿、控制,逼迫得凡可用的人都「参军」。他们的战法也变了,不仅游击,也用许多大部队,向一个选好的目标,奔袭野战。好象他们的作战部队,专门打运动仗,不作一般防守之用,力量就集中,机动力也大。国军则常是攻防并用,「备多力分」。攻的力量难以机动集中,守的也常是不足,遭受袭击,屡吃大亏。因此,用绥署、绥靖区实行总体战的想法虽好,实际是难收功效。所以到后来又把绥署改为剿匪总部,绥靖区改成兵团。还有一个严重的大漏洞,就是匪那边的情形,总难弄清楚;我们的态势、兵力、计划、行动……,反让匪早知道,守不住秘密,以致吃亏更大。照一般原因说,我们的军队,一向缺少帐蓬、炊具,行军驻防,常是舍营。和百姓住在一起,没法十分隔离开,官兵也没法不和百姓来往接触。军民之间,要处的好,稍为久些,彼此发生情感;说话办事,就难免不露一点痕迹。还有给养、弹药、物品,尤其不能回籍又没有眷补规定的眷属,部队自身无力在远后方妥善安置照顾,只有跟在附近,勉强维持生活。一旦行动,都要靠民间的牛车运送,大家自然知道了。另外新闻、言论、电话、通信……,也比较随便,户籍也不大严密,对来来往往的人,也就无法严限辨认。可是匪区里盘查严密,生人没路条就无法通行。因此我们的事,人家都知道;人家的事,我们不清楚;作战就很困难。几次鲁酉、陇海线的会战,不是匪用重兵阻击你——围点打援的办法,就是各兵团快到合围时,匪就窜走,捕捉不到。我常觉奇怪,就改变办法,有行动就找部队指挥官来,亲自叫他带队秘密照着告诉他的时间地点行动,等差不多了再下命令……。仍无多大效果,只对自己主管部属保住了秘密。一个指挥官,最怕让敌人摸清自己。这不但关系成败,更关系存亡。胜败还可说是「兵家常事」,存亡可就有连自己在内全被包围歼灭的危险,「死者不可复生」,岂可儿戏!军人都知道的战术十大原则,里面就有一条「安全」。大的有国家安全,小些有军事安全,最要紧当然是情报、反情报方面的事。以前的兵书孙子,对这也很注重。十三篇的首尾两篇是始计和用间。用间里有情报、反情报。始计、用间合起来,就找出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最高原则。就他说的道、庙算、上下同欲,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先知、知己知彼、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难知如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圣智不能用间、必以全争于天下……等,如果仔细想想,便可了然。尤其后几句,意思更深更广,耐人寻味。从远大方面看,综合情报反情报的手段,纯用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自极正确合理;倘不能严格约束限制,或用作政治工具,便很易走向极端,甚为危险!怎样做到有分际无偏差,就「非仁义,非圣智」不可。至于现在统合性的冷战热战,也大概与孙子「全争」战争型态相近……。回过来说,当时大的单位------师以上,也有主管这些事情的,只是效果不大,后来听说负责高级军令的,也有投匪、当匪谍的;那就难怪部队;只可惜戴雨农死的太早了。

三十七年夏天,共匪攻陷开封。当时担任城防的是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苇,很英勇善战。只因敌我兵力相差太远,以致城垣陷落,李在城里龙亭西北面,也壮烈牺牲!我从曹州经考城到兰封,丘清泉兵团,也由豫东来到兰封以南地区----我们常在一起协同作战,彼此很融洽;另外和沉澄年师,相处也很好。(沈的参谋长朱元琮,也在台湾。)我派人去和他连络,协议结果是他从陇海路以南西进,攻开封南面;我由铁路以北西进,攻开封东面。我们就齐头并进,还未赶到开封,共匪就退走。开封的大金台旅社,就成了临时军政活动中心。徐州剿匪总部刘总司令,决定要我派出部队,恢复城防。中央派了谷正纲先生前来宣慰。谷走后,按着国防部次长秦绍文,亦来有所检讨。市区的秩序,很快就恢复安定。在我刚进城的时候,外面还清清楚楚看到,匪攻城时挖的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交通壕。匪在市街进攻,是用屋顶、地面配合并进的战法。城里所有公家物资,全都弄走。原来百姓认共匪残毒无情,都很惶恐。可是这次匪未打算久占,对惊恐的老百姓,全用「笑脸攻势」。这「心理战」效果倒很大。见了年老的,都叫老大爷、老大娘;年轻的都叫大哥、大嫂,非常和气。在枪炮震耳和枪炮声刚停的时候,这大家害怕的魔鬼们,骤然见到,竟居然这么和蔼可亲!试想脑筋简单的老百姓,那会不受宠若惊?另一方面,百姓们对国军见惯,淡而生厌,观念就不免发生变化;致有许多人,抱无所谓的态度。就政治说,这是不好的征候;就百姓说,等匪再来,露出狰狞面目,后悔也晚了!


开封收复后,省主席刘书霖【花注:书霖即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的字。刘茂恩,即秀才出身的民国军界闻人刘镇华之五弟。】,一再请辞,政府只好答应,另派张轸(翼三)接任。张到任后,我俩见面,谈话中他曾问我,对政局的看法,有何打算。当时我未往别处想,就随口说,军人只照命令行事,自己有什么打算?!不久就有人怀疑他,他也藉词搬到信阳去了。这时军事形势,亦显见变化。共匪起初在黄河以南,是流窜袭扰,以大吃小,拣点便宜。不敢对大的城市打主意,也不敢打硬碰硬的会战,以后越来越猖獗,洛阳、开封他都来打;在龙岗集、黄泛区……,也敢和我们机动精锐部队正面打。为何会如此?单说军事方面,前面也曾提过,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共匪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比方三十五年,我担的任务,就是确保开封、荷泽;固守通许、陈留、兰封、考城、东明、郓城、定陶、曹县、柳河、民权……;还要维护铁路公路交通。以我那些兵力,四处一分,就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匪是完全主动,我们完全被动。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固定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匪在盘据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匪合为一,像柳河、民权、曹县、兰封、郓城等处守备部队,均先先后后被匪袭击围攻,以大吃小。结果匪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我们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已无力兼顾。开封、郑州形成突出孤立,整个部署上,势必要加调整。开封、郑州还要保卫,或是撤守?就成研究考量的重大问题。话说到此就不由得想:一件事成功失败,绝不简单。各项失败或成功条件,各凑合一起,事到临头,结果就显明。陶醉、宣传、粉饰也不会把失败变成功。格言有句「失败为成功之母」的话,一点不错。但你必定实事求是,坦率的知错、认错、改错,才有转机。假如怕有人说不好,说了惹是非;或是要把错说成不错,那总也不会成功。应该都虚心检讨,别忘了失败的痛苦教酬;能对住良心,对国家才真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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