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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7月31日,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在与俄国哥萨克骑兵的战斗中牺牲。


裴多菲·山道尔(1823-1849)出生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多瑙河畔蒂萨河大平原上的基什克勒什市,父亲是乡村屠户,母亲是马扎尔族农妇。他们本是斯洛伐克人,当时斯洛伐克也在匈牙利版图之内。


裴多菲原名亚历山大,小时候学习成绩不佳,不得不多次转学,但诗写得很出色,深受周围人的喜爱。他正式发表诗作时,按照当时官方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要将他斯洛伐克族的姓名匈牙利化,于是便将“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改为“裴多菲·山道尔”。而他的父亲和弟弟,则一直保留着原来的姓氏。


小山道尔读书时组织过学生团体,阅读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838年,写下了他的处女作讽刺诗《告别》。该诗继承发扬了匈牙利古典诗歌的传统,初步体现了他毕生所一直遵循的诗歌语言大众化的特点。


裴多菲的父母历尽艰辛,勉强供儿子读完中学。之后他因无生计而被迫当兵,还做过流浪艺人,走遍全国,与底层人民广泛接触。


他从15岁开始写诗,1842年在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酒徒》,从此陆续写出大量为人民所喜爱的诗歌。1844年,裴多菲在佩斯担任一个刊物的助理编辑,有机会接触文学界的名人,并出版了许多诗集,很快成为名闻遐迩的大诗人。他一生共写作了849首诗。


他早期的诗歌作品带着匈牙利泥土的芳香,取材于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自然风光,描绘人物有农民、牧人、村姑、侠盗等等,擅长于用精练的民歌风格写作。以后诗歌思想逐步体现出革命性质,并带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思想。


1846年9月,23岁的裴多菲在舞会上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这位身材修长、浅蓝色眼睛的美丽姑娘使年轻诗人一见倾心。富有的伯爵当然却不肯把女儿嫁给穷诗人。裴多菲在半年时间里发出了一首首情诗,如《致尤丽娅》、《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尤丽娅毅然挣脱家庭桎梏,一年后与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也如涌动的岩浆。当时匈牙利被奥地利统治,争取国家民族独立是革命的首要目标。蜜月中的裴多菲写下了著名箴言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名作。裴多菲在佩斯组织知识分子团体,经常在内城的一家咖啡馆里聚会,热烈讨论革命问题。


1848年3月15日,裴多菲站在佩斯民族博物馆的台阶上,向数以万计的示威市民朗诵他前一天晚上写的新作《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揭开革命序幕。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翌年4月,匈牙利国会还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

被匈牙利人民所慑,加上兵败于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遂于1867年同匈牙利签订协定,建立二元化的联合国家政体,国名改称奥匈帝国。


裴多菲身后留下22岁的妻子和1岁半的幼子。他一生中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且有相当部分在战火中完成。


裴多菲奠定了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基石,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文学的战斗传统,被誉为 “是在被奴隶的鲜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带刺的玫瑰’”。


战争中牺牲还是被俘?裴多菲生死之谜


关于裴多菲没有战死的说法也一直没有消失过。有人说他被俄国人俘虏,还传说有人在西伯利亚看到过他的坟墓。甚至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上,也有描绘裴多菲被俄国哥萨克士兵俘获情景的图画。就连在裴多菲参加最后一场战斗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人们对诗人战死的说法都一直存疑。


对裴多菲下落的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更加突出。当时匈牙利正处于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前夜,各种思想十分活跃,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只是政府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1989年,一个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的私人企业家自愿出巨资,组建了一支由匈牙利、苏联和美国专家参加的国际考察队,冲破重重阻力前往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的下落。

青年裴多菲


根据各种可靠的资料,考察队里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也认为,裴多菲当年在西格什瓦尔战役中很可能没有阵亡,而是被俄军俘获后流放到西伯利亚。


80年代末的苏联正在实行“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经开放。考察队居然在俄国1849年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还有资料记载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


考察队在掌握了这些重要线索后,又意外地遇到“贵人”相助。原来在莫斯科有位名叫维诺基尔的80多岁的老人,知道传说中的裴多菲墓的地点。


他出生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巴尔古津诺村,在那里生活到成年。在他10岁时,他的爷爷曾指着村里墓地中的一座坟对他说:“这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


此后,他每逢去墓地祭奠已故的亲属,也总顺便在彼得罗维奇的坟上放一束花,因此对这座坟的记忆很深。年迈的维诺基尔应邀随同国际考察队回到家乡巴尔古津诺村,到现场指点裴多菲墓的位置。而他所指点的地方与流传下来的一张不知什么人很早以前拍摄的“裴多菲墓”的位置完全相同。


巴尔古津诺村坐落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地方,恐怕就在中国古代的苏武牧羊的那个地区。直到现在,这个地方也还非常落后,交通极其不便,伐木和加工木材是村民惟一的谋生手段。100多年前的情景可想而知。


经当地政府的许可,考察队开始在巴尔古津诺村的墓地中挖掘,期望找到裴多菲被葬在这里的证据。由于年代已久,传说中的裴多菲墓的地表痕迹已消失,考察队只能扩大挖掘的范围。他们先后挖开21座坟,但均未发现其中有裴多菲的尸骨。


1989年7月17日那天在挖出另一个墓中的头骨时,考察队中的匈牙利人类学专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断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众人皆知诗人生前头颅形状很特殊,而且长有一颗很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挖出的头骨的样子完全相符。


在墓中的整具尸骨全部挖出后,考察队中的各国专家分别进行了研究,并一致认为墓里埋葬的肯定就是裴多菲。从这具遗骨中可以判断:死者高额头、深眼窝、长下巴;年龄为30~35岁;身高1.65~1.66米;身材瘦长,臀部宽大;长期是“左撇子”;胸左侧第三根肋骨折断过,胸右侧第三根肋骨曾有过骨裂;肋骨上留有患过肺病的痕迹……从保存下来的裴多菲的照片、服装以及各种文字记载来看,这具尸骨完全反映了诗人生前的体征,无任何矛盾之处。科学家们计算,上述这些身体特征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每3亿人当中才有可能出现一例。而当地居民100多年来也一直都在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 ”。这就更加印证了国际考察队的结论。



经过进一步考证,得知墓中死者的姓氏为彼得罗维奇,当年被流放到这里后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现在还留有后代。他死于1856年5月,早先时墓上曾长期竖有写着“ASP”字样的十字架。原来裴多菲被俘后又恢复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ASP”是他斯洛伐克姓名与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山道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人们怀念的裴多菲终于有了下落,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报道,惟有匈牙利本国的反应十分冷淡。政府和媒体对考察结果置若罔闻,学术界更是信誓旦旦地指责关于裴多菲下落的新说是无稽之谈。为这次考察出资的莫尔毛伊备受责难,被认为是在沽名钓誉,还多次遭到身份不明者的围攻和毒打。评论家们认为,匈牙利社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项考察虽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长期笼罩在裴多菲头上“战死疆场”、“宁死不屈”之类的光环都消失了,他作为民族之魂的形象不“辉煌”了。许多人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看来,裴多菲的同胞们也受到“不成功便成仁”观念的困扰。

1956年10月23日 匈牙利十月事件,布达佩斯起义者站在裴多菲塑像下


实际上,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势必远远超过战死。尽管人们如今对他最后的岁月还了解甚少,但仅从巴尔古津诺村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不准被流放者离开村庄一步的禁令等都不难看出,诗人在这里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摧残。可以想象,在漫长冬季-40℃的深夜,他在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承受着隐姓埋名的精神压力独守孤灯冥思苦想,其痛苦程度恐怕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挖掘出的遗骸上也可以看到,裴多菲死时嘴巴张得很大,而且埋葬时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装入棺木。专家们判断,他可能死于被杀或者血液中毒。


因此,裴多菲的同胞们实无必要因为诗人未在西格什瓦尔战死而感到尴尬。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关于战俘是不是“叛徒”、“胆小鬼”的争论直到现在还无定论,但是,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定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致使他年轻的生命仅仅延续了7年。这难道不也是他为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吗?


走出诗人的故居,外面阳光明媚。基什克勒什浓荫如盖,繁花似锦,鳞次栉比的楼房、商店和疏密有致的街道、住宅,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安逸。裴多菲在诗中描写过的那个家乡道边的小酒馆依然存在。这时,我不禁想起诗人的一首诗:


假如从那丰满的篮子中,


大家都能一样地采取;


假如对权利的桌边的座位,


大家都能一样地占据;


假如精神的光也一样地,


把所有房屋的窗户照遍;


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停下!


看哪,这儿正是迦南!”




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裴多菲怀有的政治理想。早在100年前就以这样的革命精神鼓舞人民争取解放的人,难道不该永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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