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山原创]得位不正和先天性缺损导致波兰、捷克疯狂反华

2008年,即将在中国举行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注定要成为有史以来政治色彩最为浓厚,也最波折不平的奥运会了,就在法国总统萨科奇就是否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风波尘埃基本落定之即,另两个原东欧小国波兰和捷克却先后跳了出来,前者接过今年4月份火炬在欧洲传递时法国、德国的反华话筒,再次就西藏问题和达尓富尔等问题向中国政府大肆发难,宣称“把神圣的奥运会交给一个镇压人权的专制政权是人类的悲哀。”而后者做得更为出格,捷克总理公然宣称其要佩带藏独标志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这种举动的疯狂程度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这两个国家,以及原东欧集团的其他一些国家自1989年剧变后对中国一直持敌视态度,中国人对这些国家官方对待北京奥运在内的重大涉中国事项上是否表现出正面、积极的态度并不抱有什么期望。同时,由于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乃至欧洲本身都近乎无足轻重,中国老百姓也没怎么把他们的喧嚣当多了不起的一回事。只是,这两个小国本来和中国相隔万水千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牵扯不上什么现实的纠葛,何以如此积极反华,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明白的。

翻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政府媒体的相关文章、报道,对此的解释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指使、驱动下”,“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但是,这仍然很难使一些爱钻牛角尖的人理解:

“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本来不搭界,我又没干涉你怎么样,你干嘛要看我不顺眼,跟我过不去?”

“美国干涉中国,是想颠覆中国政府,在中国扶植代理人,恢复他们在1946年与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变相殖民地的特权和美梦。可美国毕竟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你两个在欧洲都不怎么被当回事的小国,怎么也这么张狂呢?”

“就算是中国出现内忧外患,有被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现实危险,在美国赢家通吃的态度下下,就连其铁杆跟屁虫英国,以及现在的法国、德国能否从美国牙缝中讨些残渣吃都相当成问题(大家只要看看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以后把伊国内的油田、炼油厂、输油管道等核心财富来源独占,在伊拉克重建市场上把几乎全部重要项目交给美国公司的作法,就会明白美国吃独食的吃相有多霸道、又有多直白、露骨和难看了,伊拉克尚且如此,在对伊朗等更富有的国家、地区预谋的掠夺上,又怎么可能让只有当炮灰尽义务职责的小跟班们分杯羹吃?!)还能轮得着这些小蚂蚁国家吗?他们这样疯狂反对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当然,有人也自然会想到,这些小国疯狂反华,做得比大老板美国,二老板德国(德国和原东欧国家历史上的渊源很多人都是知道的)还要出格,是为了邀功请赏。可是,事实上自1989年这些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后,原西方阵营方面,无论是布什贬称的“老欧洲(以法国的戴高乐、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联邦德国的阿登纳、施密特、科尔、施罗德等历任领导人倡导和坚持的强调独立自主的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欧盟)”还是北约集团,对这些小国的态度都不是很积极。对其的援助多停留在纸面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为了扩充反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这一最直观的目标下,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这些国家正式加入北约之后的军事一体化建设方面,西方社会的老大美国也不肯实质性地给予援助,而是强调要这些国家自己买单。对他们的军队武器改造、列装等需要大笔投入的地方近乎一毛不拔。很明显,美国更关注的是,把这些国家划入北约东扩的范畴,尽可能地压锁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扩大美国自身军事、政治影响、控制的地带,只想把这些国家作为借力打力的工具、无偿调拨使用的触手和零件而已,对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建设并不热心。有多大的利用价值就投入多大的本钱,这也是实用主义至上,精明至极的美国的一贯行事原则。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大国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相同”就为两个小走卒花什么大价钱。欧洲是美俄争夺的核心地区,也是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在欧洲本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这些原东欧小国的态度尚且如此,何况远隔千山万水,这些小国的影响力根本达不到,沾不了边的中国呢?花费数以亿计的美元、援助,只为了买两声毫无意义的“反对红色中国共产党暴政”的喧嚣,这样极端荒唐、荒谬的事情全世界范围内大概只有在中国的台湾省与扬言出兵1000人征讨中国大陆的非洲小国冈比亚(真不知道基本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只有独木舟的该国怎样解决跨洋过海的问题)之间能干得出来。

那么,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即,在大老板美国自始至终保持相对谨慎,两个二老板法国和德国经过与中国的一系列碰撞收敛了很多之后,这两个不入流的小爪牙角色的国家这样跳出来,摆出这样一幅大老板、二老板都没敢做出的嚣张模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穷极无聊,穷则生横,摆出一幅“光棍不怕一身剐”、“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吸引国际注意力吗?

笔者个人认为,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困境、试图吸引国际注意力是这两个国家现阶段疯狂反华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全部,更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他们疯狂反华的真正深层次原因,也是从作为执政者所要考虑的核心要素是,中国的繁荣稳定在客观上很大程度地印证了他们当初颠覆本国社会主义政权、否定共产党时所宣扬的主义即使不具有政客们独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至少是为了本身需要的选择剪裁性。直白了说,就是中国稳定发展的现实,客观上不能不对世界,也包括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不再轻易相信官方、主流媒体的宣传,而更倾向于做出自己的独立思维、判断。这使这两个国家的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和人格公信力、权威性受到了深刻的质疑。这是治政乏术(大家可以看看近20年来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原东欧国家、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何走马灯式地换政府,经济却一直不景气,就可以明白了)、根基脆弱的“执政精英”们内心最担心、恐惧,却又无力改变的,既不甘心坐以待毙,又缺乏治理国家的良方,加上这两个国家特有的历史,以及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性格与思维方式、其执政者在现在面临的特有的困境情况下,拉出千山万水之外,几乎没什么直接瓜葛的中国进行恶毒辱骂、攻击,虽然在外人看来,听起来,这种憎恨、甚至可以说是仇恨很没有什么道理,但放在这样两个国家内部,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整个社会普遍从上到下都是这种思维,这种近乎不可救药的偏执和癔想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民族骨髓和灵魂里。这一点,笔者将从总括和具体到国家、民族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解析:

两种意识形态的、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可以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就开始了。无论是原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人们,还是二战后出现的原东欧集团的国民,对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价值观念都在评价、判断。并且随着自身所在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自身生活水平的升降做出自己的评价,和对别人国家、地区的评价。这里面,还要加上历史上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恩怨,夹杂了感情因素在内。

总括地讲,出于人本能地攀比心理,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自己所属的民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民族,普通百姓、社会公众评价的标准是:现阶段和今后可预见到的时期内,自己国家、地区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地区人相比如何,自己国家、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如何。其中,最直接的,当然还是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个人的收入、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相比如何了。这种攀比,加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感情上的好憎,变得更有现实针对性了。甚至影响到了一个国家、地区集体的情绪、思维。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原东欧集团的仿前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证明失败了,但是,“自由化”后重新回归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否走的通畅、顺利,能否很快甚至立即给这些国家带来好的发展,是包括这些国家的公民在内的人们即使在“自由化”那一刻,也不能不谨慎观望的。这种观望,自然而然还延伸到对这些当初鼓动“自由化”,现在趁乱上台的“精英”们执政能力、治理国家、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能力的考察上,再进一步,就是考验其能力和公信力,以检验其究竟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还是仅仅是鼓动唇舌、心怀所私的政客方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化后真的较快的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快的提高,那么,不管这种提高是否来源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产业转移、在政治、经济需要下的输血打气,不管这种提高的基础是否脆弱。就算中国再怎么发展,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西方白色人种在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的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影响下,还是不太会对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产生大的,或者说根本性的心理冲击的。他们还是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当初把民主“精英”推上了台,以“自由世界”的方式建立国家的选择是对的。这些国家的“精英执政者”们内心也会感到自信和优越感的。因此,对中国的发展也相对不会太在意,注意力也相对不会集中在中国身上。 但客观现实是,这些国家自1989年演变以来,经济发展一直不是很景气,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社会又遇到了空前的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经济萧条,在向这些国家提供各种援助方面更加困难,这些国家的传统出口市场受到挤压,国际原油、原材料、粮食、肉类等物资的价格飞涨,更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无法理解当政者们通过其御用学术界作出的种种满篇专业术语、套话的解释,而更倾向于质疑当政者的治理国家、治理经济的能力,同时,参照当初他们上台时作出的种种承诺,也不能不对其中的合理性、可能性、现实性产生怀疑了。这种怀疑、质疑与中国的稳定发展结合起来,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其本国当政者获得政权、执政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开始感觉到,在其本国国内面临着质疑其“得位不正”的危险了。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尽管可预见到的时间内,还不至于使共产党卷土重来重新执政,但是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博弈的规则下,会不可避免地威胁到其执政地位的稳固,和本阵营内其他派别的浑水摸鱼,趁乱夺权上台,威胁到现有执政者、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

事实上,笔者所分析的这两种情况可能,在20世纪7、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与包括台湾省的“亚洲四小龙”交往、交流的过程中都已经被先后证明了。而且更加直观:20世纪60年代时,还是冷战高峰时期,当时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走向全面兴盛的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方面出于反对中国、前苏联的冷战需要,另一方面也出于本国产业升级换代,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将电子装配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英占)等其冷战“盟友”所在地转移。极大地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发展模式。在提高了当地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盲目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受到“上国”青睐、“承幸沐恩”的特殊角色,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以及历史上对中国特殊的情绪(特别是韩国这样历史上长期是中国藩属的国家,心理上本能地对中国有畸形的反弹情绪),这种优越感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政党和一切。把我们当作垫脚石和参照物。那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的执政当局,虽然在对中国大陆态度上抱有敌视,但相对来说自信是比较满满的,宣传教育攻势主要以意识形态的官话套话为主,很少出现2000年民进党当局在台湾上台后,对大陆采取的泼妇骂街,对大陆领导人、大陆民众进行人格攻击的下三滥作法(其中以陈水扁老婆吴淑珍在国外的辱骂攻击大陆中共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的举动最登峰造极)。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大陆和这些国家、地区的交往逐渐增多,在这个过程中,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地区的居民普遍带有优越感和歧视情绪、眼光来看待大陆的一切,特别是普通公民。但是到了21世纪后,随着世界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国家、地区冷战时期特有的优势逐渐消失,同时,中国大陆也前所未有地发展了起来,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地区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其一是极大的心理落差和犯酸、嫉妒,以及内心的死要面子;其二是不能不客观对自己原先坚信不疑的东西产生动摇,开始思考自己所看不起的“乡下人”是否确实具有其独到的优点、长处,其理论、方式方法具有正确性,其实力不能小看,甚至要承认超过自己。第二点,是这些由于地域狭小,历史上和现实中本能地对中国怀有惧怕心态的小国、分离地区居民所最怕承认,也相当痛苦的。因为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他们的“荣华富贵”不管具体数额上多累千积万,也只是微观的,脆弱的,只是一个配属代理商或者几传手而已,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大老板们。这大老板,既有自己的美国老大,也有现在的中国,真正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有决定性发言权、终极拍板权力的是他们,特别还包括曾经被自己当成“乡下佬”、“下等公民”、“野蛮之地”的中国大陆。自己想接近和美国的位阶,以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身份颐指气使的想法最终破灭了,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丫鬟终究只是丫鬟,钥匙拿在手中再长时间,也无法取主人代之。老虎生病了,猴子充了再久的霸王,最后还得把位置还给老虎。这种情绪上的反差与痛苦,是会相当程度地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动摇其公众对其执政者的信心的。这样分析下来,2000-2008年台湾民进党当局在发展岛内经济上毫无建树,只会疯狂打反对中国大陆牌,而且经济越不景气,反大陆、反中国情绪和举措越疯狂,新加坡在2003年非典期间超乎寻常地向我们发难的深层次缘由,都不难理解了。这种举措,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民众进行精神控制和舆论导向控制,借以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执政地位。同时,也是以官方途径,将这种社会集体性的犯酸、嫉妒和狂躁通过对中国大陆的恶意辱骂、攻击宣泄出去,暂时缓解民间的不满、疑虑情绪,转移其注意力。以掩盖其自身的无能和内心的极度空虚脆弱。

再延伸到波兰和捷克,除了具有上面分析的普遍原因外,由于特定的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他们现阶段的疯狂反华,还包含着下面的龌龊的、不可告人的方面:那就是潘金莲式的先被人害,后残忍恶毒害人的心理。大家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这两个国家是在德国、奥地利和沙皇俄国三大帝国对中殴势力范围争夺角逐后,借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分离出来的,历史上,德国是西方社会“黄祸论”的始作俑者(具体创始者是德意志第一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沙俄则野蛮侵略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本来在德、俄、奥(匈)三大强权宰割划分下亡国的波兰,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的捷克,自己是受压迫者,受害者,却又参加了主人对别的国家的侵略(对中国最典型的侵略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这种特殊情况和经历,使这两个在一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本身未必从宗主国对中国的侵略中获得多少好处,但其国民思想上却袭承了宗主国的白人至上、鄙视中国人和企图学样在中国宰割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思想。同时,因为自身实力到底比不上原先的宗主国,所以,这种想法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在这样的根深蒂固的、在外人看来极端荒谬的癔想深入这两个国家的民族思维、灵魂之后,无端歧视中国、梦想能多少宰割中国,就成为这两个国家从上到下普遍的精神安慰剂和荷尔蒙了。因为在欧洲属于三流角色,就想着沿袭西方强国的方式寻找原先的被宰割者来实现自己“上等人”的梦想,在心理上寻得“我也有这样的垫底来客观上证明我的地位。”而从执政者角度,则还要增添上“即使现在现实中实现不了,至少也要通过整天幻想着这个来满足自己。这种情绪和癔想,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蜜月时期,也一样存在,只不过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他们没有表现的那么直白而已。

到了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后,作为思维的惯性,这两个国家的人,特别是其通过政变夺权上台的“民主化精英们”,很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中国。这一回,“执政精英们”是试图通过自己抢班夺权成功,成为西方“上国”眼中的“民主优等生”的角色,来配合西方主要社会向中国传播其意识,想通过自己的“示范效应”,鼓励带动中国的“民族精英”夺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在中国的抢班夺权成功的“精英们”面前扮演“教师爷”和“与西方交道的掮客、经纪人”的两面身份担当西方分裂、分化中国的代理人。这样,通过这种曲线迂回的方式,他们也就客观上能实现其对中国的殖民化的迷梦,满足其民间、老百姓的那种幻想,也由此能在外围巩固他们的抢班夺权的合法性和“得位之正”了。这一点,可以从1989年“6.4”事件中中国的“民族精英”们呼叫“中国的瓦文萨你在哪里?”的哀叹中看出端倪。可以说,在这些长年游走于海外、国内之间的“精英”们那里,出于自身的需要,和西方的撮合,与波兰的瓦文萨等抢班夺权成功的“精英们”的沟通和交流是必然的,而波兰等国的“精英们”试图充当“教师爷”和掮客的险恶居心与目的也是必然的。

1989年与中国的较量没有成功,但是这些小国并不甘心,因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客观上在削弱他们在西方大国面前“掮客”的分量和重要性的同时,对他们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权威性也客观上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从那时起,波兰、捷克这两个“抢班夺权成功”的突出代表在反华问题上算是正式和中国撕破了脸,20年来年年扮演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和走狗,这既是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这两个国家缺损的、阴暗的民族痼疾决定了的。很难真正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有根本性的改变。

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对世界产生着有形、无形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中带来的其他国家、地区对我们态度、情绪的反弹,并不是我们对“文明世界”或者说国际处世法则了解不够,做得不好造成的,而是事物普遍联系原则的必然体现。我们还是要坚持沿着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而不必太在意那么多“不理解”和“为什么”,毕竟,这个世界上首先是需要自身的真抓实干安身立命以光耀门庭,而不是无休止的纠缠于口舌之争的。过于在意“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应,最终只能陷入“父子赶驴-怎么弄都遭非议”的境地。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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