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军大”生活----我父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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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战争年代的“军大”生活 [/B]-----吴爱国 [I]从“抗日民高”到“西北军大”[/I] 1944年4月,我在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分区,高平“抗日民高”学习。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学习届满毕业,留校任教。1948年8月的一天,我在高平城南门口看到了一张“西北人民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当时我想,大概这又是八路军征兵吧,前几年,八路军在高平征兵,招的是“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我的一个兄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

战争年代的“军大”生活 -----吴爱国


从“抗日民高”到“西北军大”


1944年4月,我在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分区,高平“抗日民高”学习。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学习届满毕业,留校任教。1948年8月的一天,我在高平城南门口看到了一张“西北人民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当时我想,大概这又是八路军征兵吧,前几年,八路军在高平征兵,招的是“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我的一个兄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解放战争时的刘邓大军)。那时由于我年龄太小,没有赶上这个机会非常不甘心;抗战胜利后,我曾单身步行到“阳城”太岳军区“随营学校”要求参军,由于我父亲的身边,就我一个儿子,他坚决不让我参军,硬是把我从“阳城”追了回来,使我心中一直郁郁不快,后悔没有当上“八路”。

我想这次机会一定不能失去。于是我立即回校,向我的校长(任玉民)递了辞呈,到高平政府办了教员转校手续。并由学校语文教员秦文到我家中,向我的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我父亲终于认识到,儿大不由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勉强同意。于是我很快地阔别了故乡,一个人徒步500余里,途经“沁水”“翼城”等地,最后到了“临汾”北营盘“。顺利的报了名,被录取;于是我穿上了军装,成了解放军的一个成员;成了西北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

“西北人民军政大学”是在“抗大”分校的基础上,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需要,而组建的。学校是由1946年7月成立的 晋绥野战军“随营”学校,和晋绥野战军“步兵学校”的合并而组成。校长由贺龙兼任,副校长是李长路、钟师统。教育长,黄荣忠,政治部主任,胡光。学校分为“本科”,“预科”,“贺龙中学”,三个部分。我被编入三大队,第四队学习,任班长。


边学习 边建校


“北营盘”是一座兵营,是日本侵华时期修建的。房子架构高大,但由于历经战乱,我们建校时,已是断垣残壁,破败不堪。院内杂草丛生,弹坑,弹皮随处可见。我们住的房子,开始时连床板都没有,学员都是打地铺睡在地上,后来才铺上了床板。一间房子住一个班。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在院内。没有桌凳,每个学员发了一个小“马匝”低坐屈膝代桌,也没有笔记本,每月发几张毛边纸,由学员自行裁剪装订为册,学习使用。

学校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边学习边建校。为了筹备建校所需的木料,部队从“洪洞县”沿“汾河”把木料飘入临汾城西,再由千余名学员,前往把木料抬回来。背粮任务也由学员自己完成。一次到“襄陵”背粮,我把自己投军时从家中带来的线毯,缝成一个口袋,几乎装满了小麦,也不知道有多重、勉强才能背起来。我弓着腰走了几十里,中途休息时,也不敢放下来,因为放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因此我只好依山就势,靠墙支撑,或在台阶上、才能勉强休息一下,到了傍晚,背粮的同学都回校了,老师见我没回到学校,就派了几个同学,带着口袋依着去路去寻我。见到我后,他们三个人,把我背的粮食分成了三份背回,到校后一过秤,我所背之粮食竟重达180多斤!我是最后一个回到学校的。“小个子班长”背了180斤粮食,超过了自己体重将近一倍,老师和同学们都惊讶不已,赞叹不已!

我对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最能吃苦耐劳,严格遵守军纪和校规,对军事训练,我也比较认真,完成任务较好,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我立即起床,带领全班同学、列队走向操场,进行队列训练。那时敌人的飞机还不时前来骚扰,老乡有被炸死的,学生也有被炸伤的,但我们队能做到认真防空,没有伤亡发生。边学习,边建校,这是我们“军大”初期生活的第一课。

1948年的冬天和1949年春天,全国战场捷报频传。校园内外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虽然战时的生活比较艰苦,但由于我们怀着对革命的信念,视苦为荣,以苦为乐。同学们按照军大,清除旧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的要求,掀起了学习热潮。这年冬天,我们已经学完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土地法大纲”等政治课程;军事训练科目也如期完成。


贺龙讲话:“到前线去”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战场直逼国民党纵深腹地。阳春三月的一天,校长贺龙到学校视察。广大师生非常高兴,校园里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那天下午,中午饭刚吃过,师生们就列队前往操场,听校长贺龙讲话。贺龙校长威风凛凛的站在汽车上,向同学们问候,我是第一次见到校长贺龙的。但见他身着灰布军装,手端木制的大烟斗,心情特别高兴;见到他慈祥的笑脸,我们感受到他见到同学们非常的高兴。他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革命战争打的很好,我们的各路野战军,已经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最后的攻势,蒋介石快要完蛋了!战争也打不了太久了,作为西北军政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再也不能按部就班的在校学习了。你们应该投入到火热的战场上去,去经受火热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同学们,为人民立功的时机到了,人民在看着你们,在期待着你们--—等等。听了校长的讲话,同学们个个热血沸腾,积极要求早日开赴战场英勇作战,散会的路上,我们高唱着“贺龙将军之歌”,回到了驻地。

贺龙将军之歌的歌词是:

贺司令的名字,那一个不知道?

他为咱老百姓,立下了大功劳。

一只手撑起了半个天!

千军万马把解放区保----

回到队里,很多同学,都请求提前毕业,到前线去杀敌立功。有的同学还把手指咬破写了血书。在队里的一间较大的空房子内,集合时,队长要我指挥同学们齐唱“西北人民军政大学”校歌。由于我不会指挥,惹出了同学一片笑声。校歌的歌词是:

前进,

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是西北军大的学员,

毛泽东思想照耀我们,

贺龙将军领导我们向前。

为了人民的解放,

我们团结、紧张、活泼、勇敢;

努力学习,加紧锻炼,

清除旧的思想,

建立革命的人生观。

前进,前进!

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向着光明,向着幸福的明天!

光荣入党


1949年4月,我在“西北人民军政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在校期间,我学习成绩优秀,模范的遵守军纪,校规,处处以身作则,建设校园时,我年龄虽小,但吃苦耐劳,表现突出。我又是在校第一批被接受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听老师们说,这是军大在校千余名学员中。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党员。那个时候,由于党组织尚未公开,党员开会都是秘密的找个地方去开。谁是党员,非党员学生们是不知道的。我入党,是由我同学中的一个老党员景福英同志介绍的,她主动地介绍我入党。(她是从太原大学跑出来参加我校的)。另一名入党介绍人是霍赐影同志。她是我们队的指导员,江西人,老红军,她的爱人是某军军长。当时她们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入党?我答:“想啊,但是,我找不到党啊!”。她们对我说:“我们就是共产党党员,我们愿意介绍你入党”。她们问我,“你为什么想入党呢?”。我答:“为了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为了能过上好日子”。她们说:“这还很不够,入党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不能光考虑自己过好日子”。听了她们的谈话,使我顿悟,这是我革命人生观的第一次飞跃,我懂了入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这对我这个解放区出来的,曾受过革命教育的“小知识分子”来说犹如一次棒击,提醒了我,使我知道了我还差的很多,我迫切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

那个时候由于战争环境,物质匮乏,我入党申请书用的纸张竟然是粗纸,用毛笔填写。,对比今天我们享受到的现代文明,可谓来之不易,得之甚艰啊!


到延安去

1949年4月,我被部队选中分配到革命圣地“延安”,到西北军区保卫部工作。当时由于军队急需干部,军区派周玉凡科长到军政大学挑选干部。共选了50名学员,我是其中之一。这些人编成了一个队。我被任命为赴“延安”工作队副队长,兼团支部书记。由于是提前毕业,还没有领到“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是后来送到部队的。

赴“延安”时,我们是徒步行军,一天走60里左右。我负责向宿营地老乡借房子、筹粮(给老乡打借条,老乡拿借条和政府算帐)。借锅做饭,烧热水泡脚等,有脚上起水泡的同学,我帮他们处理,我们还帮老乡担水,打扫院子。走的时候我负责检查群众纪律。我们走的是近路,从“马头关”摆渡过的黄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养育我们民族的伟大母亲---黄河。又走了几天的路我们就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我们50名同学,有30名左右被分配到军区司令部做参谋等军事工作。我和其它20名左右的同学被分配到军区保卫部任政治侦察员。开始时,我们住在延安北关。当时由于,延安从胡宗南手中收复才一年左右,各项工作还有待完善。城里还是一片废墟,只有南关还比较好些。我们吃饭是在窑洞外空地上,垒一个土台,中间放一大盆菜,大家围着一起吃,多数为小米干饭,山药蛋。一个礼拜能吃上一顿馒头。我们心情很好,非常快乐。

后来,从学校传来了消息,由于我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学校把我树立成了先进“样板”,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出了许多的板报等介绍我的事迹。不久,保卫部收到了由学校送来的“毕业证书”和“校徽”。周玉凡科长交给了我,我给同学们分发,交到了同学们的手中。“毕业证书”是繁体字印刷。封面印着“西北人民軍政大學”毕业证书十二个大字;正面中间,印着一颗红五星,衬着十二个红色空心字“與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正文印着:“吴爱国同志,于本校第壹期学习。现经鉴核,准予毕业,此证。校长:贺龙,副校长:李长路,钟师统”。并加盖有“賀龍”的红泥大印。我的毕业证书的号码是:00023号。时间为1949年5月。对此证我十分珍视,它是我“军大”生活的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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