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的真实目的:欲篡蜀汉自立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


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两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同上。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若以《礼纬含文嘉》所云九锡名称计算,齐桓公仅受了其中的二锡。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


“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鲜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


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同上。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按:此语为赵云谏阻刘备伐吴时所云。魏强于吴,故蜀魏“兵势一交”,则更是“不得卒解也”。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


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广拓境土”《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及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记》卷六“荀彧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


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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