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康熙皇帝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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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不畏当时,而畏后人 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康熙皇帝的历史观 历史上,但凡有些作为的帝王,大都同时有这样的作为:激扬文字,以为不朽;臧否人物,一言九鼎;褒贬历史,金口玉言。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文字不朽,要得到后人的认可。历史评价,须得到后人的认同。当然,也有将这些事情看得极为透彻的皇帝。清朝的康熙,就是一位这样的皇帝。康熙对待修《明史》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九卿等人上疏,恳请康熙皇帝撰写一篇关于《明史》的文章。康熙经过认真思考之后,谕大学士

不畏当时,而畏后人

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康熙皇帝的历史观


历史上,但凡有些作为的帝王,大都同时有这样的作为:激扬文字,以为不朽;臧否人物,一言九鼎;褒贬历史,金口玉言。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文字不朽,要得到后人的认可。历史评价,须得到后人的认同。当然,也有将这些事情看得极为透彻的皇帝。清朝的康熙,就是一位这样的皇帝。康熙对待修《明史》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九卿等人上疏,恳请康熙皇帝撰写一篇关于《明史》的文章。康熙经过认真思考之后,谕大学士九卿等: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已,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至于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

康熙首先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尚有七个方面“未能也”,“自觉愧汗”,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对明代的历史评头论足。接下去,他又陈述:

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岐者,岂非前鉴耶。

他表示,对明朝的风流善政,自己亦难以总括;被明代史官所颠倒是非者,自己亦难以甄别。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后人不服,都是应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然后,他又讲自己学无专攻:

朕无实学。每读朱子之书,见“相古先民,学以为已,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悦诚服。又读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益见史官上古不免讹传,况今人乎?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莫及者,轻浮浅漏,妄自笔削,以为自足,不过好其史笔之名也。朕论时人之际,凡天下读书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问以时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从来不与人往来’,即曰‘不能深知目前之事’,作官之道茫然不知,而百千年前无不洞悉。何得昧于当世,而明于论古?岂非远者明,而近者暗乎?所以责人重者,责己轻,君子不取也。

申说自己不是专门搞学问的,不敢攀比古代史家前贤,亦不愿采取那种“责人重、责己轻”而妄自论史的态度。最后,他强调:

《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学夙望,名重一时。《明史》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刋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苦辞,以示不能也。”

康熙以为,“当今之世,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所以,他始终不肯为《明史》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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