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双输的历史


甲午战争110周年了,您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袁伟时:从1874年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藉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台湾没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年(甲午)至1895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两,其中挪用了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两。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者: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伟时:同治年间是1862年~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朝廷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争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上的失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输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者: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伟时: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60多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见到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外,拿到中国2.3亿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输家?


袁伟时:是的,双方都是输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四次战争,是人类摆脱野蛮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记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日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发展经济中没有把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各个地方的经济放到突出地位。


那时日本人生活是穷困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城市乃至农村生活水平还很相近的。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来往很容易,不需办什么签证之类的手续。日本的穷人往往跑到中国来与中国下层民众争活路。在东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贩乃至卖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满足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道路,它还有很宽的发展余地。但它错误选择了向外扩张作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贸易为主要手段。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比如英国啦,还有德国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全球化过程加速,开始出现世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出现世界政府的雏形。联合国,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实际上是一个地球管理委员会;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还有国际法院。地球管理机构在慢慢形成。


其二,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辩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其《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其三,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军部也可以干政,现役军人也可以担任内阁要职。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国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记者:东方国家要现代化,都很艰难。


袁伟时:对。应该把中日的这三次半战争,看成是人类摆脱野蛮所付的代价。要从这三次半战争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日本人应该反省,它确实自我反省精神很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呢?


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2003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其实日本人嫖娼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中国人到海外嫖娼的也很多。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娼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如果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制“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13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袍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无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那些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裹小脚吗?愿意三妻四妾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啊!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


记者: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伟时:当一个国家被奴役,国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