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行领导内行”(2)----转帖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他以为数学家去作大学校长就是“外行领导内行”,不知道美国大学(或其他西方大学)的教育设计方式就是训练学生的跨学科的通用思维方式。高层次的高知们就更不用说了。就算审批grant申请的人不是你那行的,专业知识没有你丰富,起码人家能知道你的申请是什么意思,意义何在,有无可行性。而且,管理科研基金,并不是我党所说的“领导”。我当时就告诉这位网友,他发宏论之先,最好先去拎清什么是“外行”,什么是“内行”,什么又是“领导”,盖同样是这些术语,西方的领导不是中国的领导,并不决定草民生死,也不决定全民努力方向,更不会制定以钢为纲之类国策。西方的政治领袖是各方利益集团的妥协人物,并不需要什么高超才干。三流演员里根被选出来是因为他本人乃是一流政治家(他是搞电影工会起家的,后来做过州长),其政见符合当时美国举国偏右的强硬主张,是以当选。人民选他是因为大多数人觉得他的竞选演说符合自己的利益,并不是请他来如中国领袖那样“领导”自己。


当时我们所说的“领导”就是包办一切,不但是无微不至的管制与控制(control),而且竟然是“指导”(direct and guide)。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就只有我们敢以外行去指导内行怎么“向科学进军”,把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不但有本事断定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理论”,而且敢批“大爆炸宇宙学”,甚至批到爱因斯坦头上去,靠的就是那无往不胜的“唯物辩证法”。


这和正常人理解的“领导”完全不是一回事。蒋总裁也曾是全国人民的领导,可他老人家从来不敢去指导人家怎么搞科研。党国时代中国人民失去了许多民国时代的自由,但学校和研究所里一直保留了高度的学术自由,从来是独立王国,跟西方完全一样。


任何一个在西方大学或科研单位呆过的人都该知道,校长或所长的领导完全是行政管理,与学术指导毫不相干。西方的大学其实是一群“自治板块”拼凑起来的,不但各系是这样,系里的各课题组也是这样,各组搞各组的研究,校长谁也“领导”不了,系主任就更是这样了。谁有本事搞来钱,谁就能拉杆子自成一摊,成果越多,钱来的也就越多,进入良性循环。谁若搞不出成果来,谁就进入恶性循环,最后只好收摊了事。这种自生自灭状况根本就不是什么行政领导可以控制的。


这就是人家的生机所在。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不发达,正是因为共党要强行侵入他们根本不配管的领域去指手画脚,甚至完全把专家拒之门外,擅自决定全国努力方向(例如50年代决定“以钢为纲”,70年代决定“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甚至作出关系后世子孙祸福的重大决策,三峡工程上马就是这种白痴莽汉治国的表演。由此造成的巨大生态灾难,让子孙后代去扛着,思之令人切齿!



时至今日还有这位网友这种同志为这反智主义招魂,不能不令人黯然。稍有点人类常识的同志都该知道,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实行专家治国,政府在采取任何重大国策之前都必须经过专家的可行性、必要性与流弊的充分全面论证。这就是划分野蛮与文明、白痴治国与理性治国的最起码分界线。别说西方国家,就连前苏联都能做到这点。唯一做不到这点的只有我们的大老粗。我在《小马过河谈国情》中早就讲过这道理了,录此以供这位网友同志勤奋攻读学习,但愿能凿开你的无边混沌:


我推出《赫鲁晓夫的治国之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疗这 “国愚”,

在此请同志们去看看第一节。


话说莫斯科当年修建地铁,原用方案是德国式的沿街挖明沟(老北京人

应该记得北京的地铁就是使用这种低级手段修建的,沿前门大街一路挖

明沟,致使交通阻断了很长时间)。有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应该采用英

国式,亦即先打深井,下去后再效法土行孙在地下钻,在地下掘隧道,

这样地面就不会受到影响,不必沿街修筑,可以从地下钻过地面建筑物。

因为掘得很深,加强了的洞壁洞顶很坚实,可以在战时用为防空洞。


这小青年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却被总工程师反对,该同志是苏联最有

名的建筑师,即使是赫鲁晓夫那高干也无法压倒,只能把争论提到政治

局会议上去。当那权威说英国方式太昂贵时,斯大林敏锐地打断了他,

说:“你的工作不是判断财政上是否可行,那是政府的工作。你的工作

是告诉我们那方案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斯大林此语,说明他的欧式脑袋是何等清晰。人家不但知道要干什么事

前必须先知道是否可行,而且还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的职权分得清清

楚楚:行政领导的权责是判定财政上的可行性,而技术领导的权责是确

定技术上的可行性。两者都不能相互越权。哪怕是他那为所欲为的大独

裁者也不会侵犯技术领导的职权。如果人家说技术上不可行,那他无论

如何权势薰天,也不至于违反人家的劝告蛮干。反过来,如果某方案技

术上可行,则财政上是否可行、是否划算就是政府考虑的事,轮不到总

工程师插嘴。


这不过是西方是人都知道的烂常识,可惜中国人就是不懂。如果我们

那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有这点烂常识,那就绝对

不会闹出“全民炼钢”的丑剧闹剧悲剧来,在饿死了几千万国民同时,

还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财政彻底破产,工农业全面垮台,直到

1965年才算从深渊中基本挣扎出来,但仍然远远没有恢复到1957年水

平(在我记忆中,1957年是49年后供应最好的一年,但家长说其实此

前特别是1953-55年供应更好,但我那阵太小,毫无印象)。


最可笑的是,伟大领袖似乎也朦胧意识到了世上有“可行性”这个东西

(顺便说一句,古代中国人似乎没有明确的可行性观念,反正经典策论

中很少作可行性论证,常见的还是基于利弊分析的必要性论证,不信请

去看《古文观止》中的策论)。据李志绥大夫说,58年大炼钢铁那阵,

毛常常自言自语:如果小高炉真能炼出钢铁来,那么西方人为何还要花

钱办昂贵的大工厂呢?他们又不是傻子,是不是?


没有哪段轶事能比这更生动地凸显泥腿子大老粗的治国之道了。伟大领袖

或许在打仗时有估计胜败可能的本能,但在建设中竟然连最起码的可行

性观念都没有。就算在朦胧想到这问题后,也居然连怎么去判定有无可

行性都不知道,要独自一人苦苦思索!如果是一个西方的弱智庸人去坐

他那位置,又岂会去为此类技术事务独自冥思苦想、思而不学则殆?只

需责成某部下负责,成立个专门的职能委员会(commission),把冶金专

家召集来调查研究一番,写份报告出来就完了。连这都不懂,还治国?


最可笑的还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只知道“为省一寸布,撕破一条裤”

的false economy(假省钱)。在他那超级高聚焦隧道眼中,只有中央

政府花出去的钱才是钱,地方政府和民间花费的钱就不是钱。之所以

要全民炼钢,无非是政府拿不出钱来盖昂贵的大工厂,所以让民间义

务捐献,“土法上马”。他就不想想,用这种毫无计划无法管理的全

民战争去从事经济建设,所费的那些人工和材料简直是无法计算的天

文数字,就算炼出来的是金子,那也只能是得不偿失。就算大跃进没有

引来大饥荒,每个小土高炉炼出来的都是优质钢,国民经济也要彻底破

产。这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还真找不出第二例来。


最有趣的还是他不但不知道可行性,还害怕面对现实,因而不许旁人作

可行性论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记录了他的一个内部讲话,那阵子

他发现原来苏联也不是搞社会主义的权威,想独创社会主义道路,又是

写《论十大关系》,又是提倡“双百方针”,在中央会议上大肆鼓动繁

荣文艺创作。某人插话说,现在纸张供应很紧张,大概无法做到这些设

想。他立刻斥道:我们在这儿说百花齐放,你却来说没有纸,真扫兴!


这种鸵鸟心态,便是后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

国策的由来(请小帮菜无要误会,这可不是色情论坛用语)。


------------------作者: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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