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始终认为汉奸汪精卫是“烈士”?

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陈独秀说李大钊:“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章士钊说李大钊:“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梁漱溟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胡汉民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1945年7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若自动取消**,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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