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军在战争中战斗精神


国民革命军在战争中战斗精神薄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有人可以找出若干国民革命军进攻战斗的成功实例来,但这些个别的实例也无法否认这支军队在总体上的军事行为中战斗精神薄弱。

所谓军队的战斗精神薄弱,并不是指军队没有战斗性的军事行为,而是说军队在总体上没有主动求战的战斗意志。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军队,任何军队在战争进程中都存在编制、装备、环境、战况等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需要军队在实际行为中发挥自身的主动去加以克服。在一定意义上,军队取得战斗乃至战争的胜利就是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那么,军队战斗精神的盛衰就表现在这种克服困难的主动性的强弱上了。总而言之,战争中的军事行为是由从事军事行动的人运用武器完成,而人不可能成为附属于武器的操纵部分,所以人在战争中的状态将最终决定着武器效能的发挥。

进攻和防御是军队作战行为的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态势的主动和被动。所以,一支军队主动求战精神的强弱主要也是由进攻行为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体现。当然,在防御性的行动中也会产生顽强作战的事例,但这种顽强行动如果不能在进攻行动中普遍地体现出来,也就无法表明其具备主动的战斗精神。反之,一支在进攻行为中具备旺盛求胜意识的军队,也不可能在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中迅速趋于消极乃至意志崩溃。

攻击精神薄弱,这是抗战和内战中国民革命军的痼疾,这个痼疾无法靠提高装备、改变编制和强化训练等手段来克服。这个痼疾来源于国民党政权的军事体制,即军阀性的军队性质。在军阀体系下,军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化和政治生存的成败都取决于其所控制的地区性军事力量。个人控制的军事力量的消减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变化甚至生存受到威胁,而不论这种消减有任何的有关国家政治军事的意义,甚至连敌人是否存在都成为次要的了。这种军事体制必然导致单纯保存实力的结果,从而造成军队的攻击精神减退。就军事上的作战行为而言,攻击较之防守有着更大的风险,要承担更大的战斗消耗,除非这种风险和消耗能给军阀个人带来直接的现实的具体利益,否则没有那个军阀会主动承担。而军阀体系下的军队内部结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命运与控制军队数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机制,所以从上到下也就形成了单纯保存实力的目标一致性。

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则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如果在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片面追求保存自己,军事行为就必然趋向消极。在这种军阀体系的机制下,尽管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将领都很清楚不消灭共产党就死无葬身之地,但仍然会在军事行动上趋向于消极,因为个人控制军队数量的增减毕竟是眼前最直接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战争是一支军队的整体行为,不可能给军队每个部分提供均等的利益盈耗机会,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而军阀性的军事体系下的各个军队恰恰不能容忍这种不均等,而由於各个军队之间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相互牵制,国民革命军的建军之初,还是有相当旺盛的攻击精神的。无论是北伐,还是李、白统一广西等局部行为,比较当时的旧军阀而言,国民党军队的攻击精神明显很强。但随着新军阀体系的确立,旧军阀的痼疾就重新滋生了,军队的攻击精神也就日趋减退,不但是改编的旧军阀部队如此,以黄埔军官为主体的蒋系军队也是如此。

最典型的将领就是刘峙、卫立煌。刘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打过若干胜仗,不论他能力强弱,在那些战例中他有着明显的求胜意识。而在淮海战役前夕,他的作战意志已经消极到了杜聿明一走,连商定好的北进方案都不敢部署的程度;卫在十年内战时期有大胆奔袭金家寨的行动,抗战中也赢得“支那虎将”的声誉,但在东北时则为了自己能占据一方的目的(也是军阀性在作怪),搞“以不变应万变”的消极防御,到了最后关头也拿不出主动的魄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德国人说得好:积极的行动制造歼灭性的结果,消极的行动等待歼灭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