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文胆”陈布雷与王芸生的不同归宿-从相识、交往到绝交

“文胆”陈布雷与王芸生的不同归宿-从相识、交往到绝交

金宝山 撰稿

在民国时期,中国有两个文人引人瞩目,一个是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1890-l948年),一个是《大公报》的传人王芸生(1901-1980 年)。他们作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文章报国”的志向,他们曾是同行、朋友,但又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归宿。

早年的不同经历

陈布雷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的一个富庶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1911年,他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精通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王芸生的幼年经历与陈布雷截然不同。王芸生1901年出生在天津乡下的一个穷工人家庭,只念过几年私塾。10岁时,因无钱继续读书,他只好到一家茶叶店当学徒。在学徒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报刊,对当时的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主持笔政。他以“布雷”的笔名,撰写了大量时评。武昌起义后,陈布雷以《谈鄂》为题,在该报上连发10篇文章,称赞武昌起义。从此,“布雷”大名鼎鼎。以后,陈布雷又到《商报》任总编辑,以“畏垒”的笔名,继续针砭时弊。

王芸生在学徒时就向往写文章、当记者。1918年末,徐世昌任大总统,段祺瑞做国务总理。王芸生写了一篇题为《新新年致旧新年》的杂文,讽刺徐、段二人。稿子投到天津《益世报》,没出三天,果真在该报副刊上登出,还加了花边。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随后,他辞掉学徒工作,回家专心写作。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天津群众行动起来,声援上海工人。这时,王芸生和他的伙伴办了一个周刊,由他自任主编。他第一次享受到办刊的乐趣,写什么稿子都可以见报,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久,他感到周刊篇幅太小,就改出日报,定名为《民力报》。由于经费不足,人手缺乏,他就上自主编,下到杂役、报差样样都干。1926年初,王芸生来到上海,感觉到了一个新天地。最引他注意的是《商报》上的檄文,由此他第一次见到陈布雷的“畏垒”笔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北《商报》

1927年陈布雷在上海办《商报》红极一时,王芸生却悄然从上海回到天津,经友人介绍,到天津《商报》担任总编辑。南北两家《商报》,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在上海的陈布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托邵力子将自己一张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赠送陈布雷,陈甚为感动,遂加入国民党,并成为蒋的客卿。

王芸生在天津主持《商报》期间,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笔锋之犀利,为北方读者所赞赏。1928年底,王芸生与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公开辩论一个问题,两人由此结识。张季鸾早就知道王芸生年轻气盛,文章写得快,观点新颖;他就干脆拉王芸生入了《大公报》。

几乎在同时,陈布雷和王芸生脱离了各自为之服务的《商报》,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选择注定了各自的命运。

第一次打交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开辟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详尽介绍自1871年至1931年中日两国间交往,重点编写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王芸生受报社的指派,力主其事,从1932年1月到1934年,他撰述的史料,在《大公报》上连载了两年多,由此名声大振,一时间成为国内闻名的日本近代史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陈布雷亦由此得知王芸生的学识和见解,1934年夏,当蒋介石要了解日本历史时,陈布雷马上请王芸生上庐山,为蒋介石授课。这是王芸生和陈布雷的第一次见面。

向来《大公报》与蒋介石打交道,都是张季鸾总编辑通过陈布雷的联络或传话。1941年初,张季鸾肺病加重,《大公报》的言论由王芸生主持。5月中旬,蒋介石的军队在山西中条山地区受到日军的伏击,损失5万余人。陈布雷深知蒋介石大丢面子,立即给王芸生打电话,说蒋军在中条山地区的失败是因为八路军不积极配合,要王马上写文章。王芸生听信了陈布雷的话,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当天见到这篇文章后,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给《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对社评的观点予以批驳。王芸生知道这篇文章惹了祸,就去请示张季鸾。二人商议后决定,把周恩来的来信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澄清了事实真相。陈布雷也再无电话来。

王芸生曾在上海赞赏过陈布雷的流畅文字和敏锐的观点,但第一次和他正式打交道,就吃了陈布雷的亏。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后,王芸生继任《大公报》总编辑,陈布雷即致函王芸生说:“我和 《大公报》及你个人的交情将和张季鸾在世一样,希望我们保持密切的接触。”

深谈吐心曲

1941年底,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此书尚未公开发行,王芸生已先看到样书。他读了之后,认为此书如果公开发行,不利于国内团结,就去找陈布雷,请其阻止这本书出版。陈布雷见王芸生态度执着,便把他拉到自己的办公室,彼此做了一次深谈。

陈布雷坐定后说:“我也认为这本书不好。我已将意见面蒋委员长,未被采纳。现在,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此事已经不能挽救。”王芸生见此情形,就把话题转开,王问陈:“你是如何到蒋府工作的?”陈说:“自从1928年与蒋介石相遇,他要我入党,我就加入了国民党;他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你的私人秘书。由此一诺,一直做着这份工作。”这时,陈布雷低沉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我如同已经嫁了人的女子,只有始终如一了”。

三次发出警告

1942年初,河南省发生大旱灾,饿死无数人。王芸生根据记者报道的河南旱灾惨状,并对比重庆上层的奢靡景象,写了一篇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发表在2月2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2月3、4、5日被迫停刊了三天。事后,王芸生不服,找到陈布雷说理,陈严厉地说:“这是对你的警告,你还有什么可说?”陈接着说:“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对此,王芸生深怀不满,对陈的警告亦不以为然。

1943年春,抗日战争到了末期,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得极其火炽,而看中国正面战场则阴森低沉,绝少胜利的迹象。同时在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却日益腐败,在通货膨胀、物价跳涨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加快了积聚的步伐,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苦不堪言。王芸生从3月底至5月中旬策划和组织了十几篇文章,大谈“爱、恨、悔”。他认为,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导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教普渡众生是由于“悔”。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这十几篇文章叫喊恨坏人,恨贪官污吏,呼吁上自领袖,下至庶民,都要忏悔,这在当时产生一定的反响。5月10日,王芸生接到陈布雷的电话说:“我要再次警告你,请《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谈爱恨的文章了。”原来蒋介石的腐朽统治,也经不起这类唯心论的激荡。

1944年6 月,由美国装备训练的中国远征军攻占了缅甸北部的孟拱,从而奠定了缅北的胜局。王芸生知道,攻占孟拱是一个重要的战役,他马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孟拱之捷》的社评,发表于6月29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王芸生在这篇社评中,称赞史迪威将军“胆识过人,意志坚强,智勇冠三军”。当天晚上,王芸生接到陈布雷来函称:“我要第三次警告你了”,对于王称赞史迪威将军,说“介公颇不谓然”,并谓对美军称颂宜持“保留态度”。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其中夹杂着更根本的国共之间的矛盾。陈布雷还对王说:“美国朝野近来时时提及‘抗战须依赖广大人民’,此语诚然不错,然有其来源与背景,亦更有一种恶毒之用意,此即‘减少统帅威望,抹杀善战军队功绩’是也。”指挥“三查王芸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解散了侍从室,陈布雷改任国民党“戡乱宣传小组”的总负责人。这是蒋介石交给陈的新任务。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和它所领导军队日益壮大。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欲在军事上打击共产党及其武装;另一方面,加紧了国统区的舆论控制。对国统区的一些报纸,陈布雷的计策有两条,一是对《申报 》、《新民报》强行参股,以控制其言论;二是对像《大公报》这样的报纸,则是不断施压。

1948年7月8日,执掌国民党宣传大权的陈布雷下令封禁《新民报》。王芸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10日的《大公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抨击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的行为。陈布雷看到王芸生的这篇社评,迅即找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指挥最高统帅。这是王芸生在为共产党张目。晋朝阮籍有一句话,叫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如果年轻十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狂!。我现在可以宣布和王芸生绝交了。 ”他要陶立即写文章,予以反击。陶7月16日为《中央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的社论。这篇社论是陈布雷亲自审定的。社论说:“共匪的新华社咒骂我政府为袁世凯政府,所以王芸生君在社评中指现行出版法为袁政府时代的产物,以影射我政府为袁政府……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见到这篇社论,以个人署名又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8日的《大公报》上,对《中央日报》的叫骂表示抗议。王芸生写道:“《大公报》向有一种气度,就是挨骂不还嘴,我个人也从不与人打笔墨官司。《中央日报》社论与《大公报》社评讨论问题,却以我个人为对象,全文12次提到‘王芸生君’如何如何,岂有此理。”陈布雷见王芸生不服,再次与陶希圣商议,令其连夜撰文,继续对王芸生发起猛烈攻击。19日,陶希圣又为《中央日报》写了一篇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这篇社论的内容基本是陈布雷口述,由陶希圣加工整理而成的。第一查说王芸生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张目。第二查说王芸生不断响应“共匪”新华社的广播,为共产国际策动反美扶日运动而努力,第三查说等待王芸生支持共产国际,而谴责南斯拉夫的铁托。这一点是莫须有的。

由此,陈布雷与《大公报》、与王芸生撕破了脸,彻底绝交。

不同的归宿

1948年的下半年,决定了陈布雷和王芸生的最终归宿。

1948年是国共决战的关键一年,也是注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年。陈布雷曾在一年前预计,国民党至少还可以维持20年的天下,但仅仅一年之间就面临末日。军事上一败涂地,52天辽沈战役结束,几十万正规军被歼灭,敲响了国民党政府的丧钟。11月12日,陈布雷找女婿袁永熙长谈,说:“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我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11月13 日晨,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发出“臣力已竭,丹心未死,仰首苍穹,徒唤奈何”的叹息后,在极度失望中仰药自尽。

陈布雷对《大公报》的施压,使王芸生深感透不过气来。他深知在国统区待不下去了,只有一走。1948年10月30日,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他经台湾抵达香港,在候船准备北上时,得知陈布雷自尽的消息,万分感慨。他在香港报纸撰文说:“陈布雷为人廉和拘谨,待人接物,向无疾言厉色。每见陈为蒋侍坐,低眉垂目,敛手侧坐,一有询问,才答数语。那种恭谨严肃的样子,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这构成了他的悲剧性格”。

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到达解放后的北平,受到李维汉、齐燕铭的欢迎。5月27日,他又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9月4日,他再次北上,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9月21至30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举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的《大公报》,继续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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