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中日战争(三)

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68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领土,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68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领土,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平壤之战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帮助镇压。1894年6月4日,中国决定派兵入朝。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时机已到,于6月5日正式成立大本营,并派兵进入朝鲜。6月9日至12日,清军2000余人在聂士成、叶志超率领下进驻离汉城70多公里的牙山地区,而日军早在10日就已强行进驻汉城。到6月16日,进入朝鲜的日军已达5000人。中日两国军队形成对峙,形势一触即发。

但是,清政府内部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权派,面对日本的侵略、挑衅,一味避战求和,希望通过列强调停,和日本达成妥协。日本则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从容地作好了军事部署。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组织傀儡政权,迫使朝鲜傀儡政权向中国宣战。7月25日,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和运兵船,挑起了中日战争。7月29日,日军进犯牙山、成欢,叶志超弃守牙山,逃奔平壤,聂士成部也因众寡悬殊,败退公州,和叶志超合军撤至平壤。

8月1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坚决抗击的决心,采取的是消极抵抗的方针。掌握实权的李鸿章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正是在这一消极应战的方针影响下,增援朝鲜战场的四路清军直至8月上旬才到达平壤。叶志超部8月下旬也到达平壤。此时驻扎平壤的各路清军共2万余人,逃将叶志超被任命为各路清军的总指挥,组织防御。

平壤是朝鲜旧都,山环水抱,城墙高大坚固。共有城门六座: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

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关键。

清军的部署是:城北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防守;城西由叶志超所部牙山军防守;城南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防守。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日军方面在打败牙山、成欢清军后,即准备北攻平壤。9日2日,在朝日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贤决定将1.5万日军分作四路进攻平壤。具体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5000日军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野津道贯率兵5000渡大同江下游,进攻平壤西南;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兵2000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

陆军大佐佐藤正率兵3000自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四路分进合击,定于9月15日包围平壤,发动总攻。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14日晨,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数座。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遭到左宝贵等将领的反对。左宝贵派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晨,日军按计划发动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部奋力抵抗,与进攻之敌展开肉搏,自晨至午后,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北路战斗更加激烈。日军于当天拂晓再次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口指挥。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中炮阵亡。日军于中午占领玄武门。在此紧急关头,作为主帅的叶志超不是部署力量加强防守,而是让部将在城头竖起白旗投降,并下令撤军。当时东西两路清军已将进攻之敌击溃,正准备乘胜出击,接到撤军命令后只得率部回城。

当晚,叶志超乘夜暗率守军仓惶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打死打伤清军2000余人,俘虏数百人。清军退至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损失惨重。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然后又往义州逃跑。至24日,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撤至境内。

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平壤之战前后不过两天,清军即竖白旗乞降,撤出平壤,使敌仅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即占领平壤并进而占领朝鲜全境,这一战争结果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前敌主帅昏聩无能造成的。从战略上看,清政府执行消极抵抗政策,没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一味坚持保守方针,致使2万清军株守平壤,坐待敌人进攻。从作战指挥上看,清军更是无所作为。在战争已经开始,敌人进攻在即的时候,清政府任命成欢逃将叶志超为各军总统,作为前敌主帅。叶志超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主动歼敌,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仗,精神先溃,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在撤退过程中多次被日军截击,死伤枕籍。平壤之战失败,叶志超确应负主要责任。至于日军方面,早将清军底牌摸清,故能按原定计划稳步推进,凭借优势火力和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军队打败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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